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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工作者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要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情操塑造人。然而什么是人？如果DNA是人的生理基因、那么文化就是人的精神基因。而且对人而言，后者是更重要的基因。而且对人而言，后者是更重要的基因。美国黑人其DNA与非洲黑人相同，为什么不叫他"非洲人"？不仅因为"国籍"问题，更根本的因素在于他们的精神基因全部是"美国文化"，已不存在丝毫的非洲文化特征了。而侨居海外的华人无论在哪个国度。也无论繁衍了几代人，却都称自己是"中国人"，根本原因就是还保持着中华文化特征，认同着中国文化这个祖源。因之世间所谓"人"没有笼统而抽象的"世界人"，只能是因具有各自不同文化基因而区别为"美国人"、"中国人"、"阿拉伯人"……。
正如人不能自己把自己拔出地球那样，每个人都不可能脱离"民族文化"来谈自己的"人"性。文化在人的成长中是历史积累成的、从小濡化习得的精神因素，具有极深的渗透性和巨大的稳定性。美国提起源于欧洲的希腊、罗马文化作为自己的根，把起源于欧洲的基督教作为自己的国教，把圣经作为学校的必读教材。这些西方传统文化牢牢地扎根于美国精神基因中。当然也同样地扎根于美国记者的精神基因中。他们报道什么，不报道什么，都要受到这些传统伦理、社会风尚、民族习俗的制约与影响。他们的"现代"不是什么神秘的天外来物，而是自己传统文化的自然延伸。
中国新闻工作者只有首先确立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素养作为"中国人"的精神基因，才能担当起以正确舆论引导人的重任。笔者以为这种文化内容有如下几个方面：
1、仁与义的人格魅力。孔子提出"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的命题，认为道德是至上的。孔子又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孔子以为道德的价值高于物质利益，其实际意义是认为人的精神需求要比物质需求更为重要。孟子提出"良贵"观念，良贵即是人的本然固有的价值，就是道德品质。孟子认为人有道德意识，这道德意识才是人的价值所在。人必须有道德的自觉，这种道德的自觉依靠心的思维作用。孟子还讨论�"生"与"义"的问题，说："生亦我所俗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命固然重要，人格尤其重要，孟子"舍生取义"的名言对于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的形成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
孟荀以后的儒家也都强调"人之所以为人者"，强调"做人"，如董仲舒提出："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陆九洲声称："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儒家强调道德的尊贵，这是当代记者尤其应该重视的。道德哲学，不仅发挥着认识功能、调节功能、教育功能等作用，而且是治疗精神疾病的一剂良药。
2、"以天下为已任"的志向。孔子最先揭示的"士志于道"，便规定了"士"是基本价值的维护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已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到北宋，范仲淹起而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读书人。晚明东林党人"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多少年来一直振动着知识分子的心弦。
中国近代报业产生于清末，数代新闻工作者怀抱着以天下为已任的忧患意识，执着地关注国家民族的命运，孜孜以求，宠辱不计。梁启超创造的"时务文化"曾风靡一时，他"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地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的思想；黄远生以其卓越才华和首创的新闻文体--通讯"主持公理、直陈旧弊"；邵飘萍主持《京报》时，一支笔搅得政界、军界不得安宁，真正是"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
中国是乡土社会，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特有性格和内在精神。而中国古代哲学主张"天人合一"，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种大一统的思想使中国记者素来就注重维护社会整体平衡，注重调节和维持社会秩序，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在现代社会里，新闻媒体肩负着舆论导向和社会教化的特殊功能，最迅速广泛地影响着社会。一名优秀的记者必须树立起高度的责任意识，从大局出发，注重新闻报道的社会效应，绝不可为新闻而新闻，不计后果，轻视甚至丧失新闻职业道德。
3、崇尚思考的理性精神。孟子是第一个比较明确地提出关于理性的学说的先哲。他说："道性善"。（《孟子·滕文公上》）。性善论的主要思想即是肯定人是有理性的。孟子所谓性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离娄下》），即在于人有思维作用。荀子强调心的思虑与抉择作用，认为人有认识万物和社会治乱的客观规律的能力，由于认识治乱的规律，于是制定道德准则，道德准则是根据生活经验而制定的，不是天生固有的。《易经》、《大学》中有所�"明德"，《中庸》中有所谓"德性"，德性即道德本性，这与近代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谓实践理性有相类之处。
理性是人认识客观规律的能力或认识道德准则的能力。当代记者不仅担负着报道事实、反映民意的职责，而且要教育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因此记者要以冷静、客观的头脑面对复杂的世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不能凭狂热和冲动去从事新闻报道。事实证明，"跟着感觉走"和紧追"孔方兄"的记者最终都会成为人们耻笑的对象。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当代中国记者在发扬与继承民族文化，当代中国记者在发扬与继承民族文化、展示中国人精神特性方面遇到了新的挑战。
《中国青年报》曾刊登过一篇《这些记者叫西部真头疼》的通讯，反映北京某行业报的几位记者在西部一家冶金企业派头不小，吃、住、行费用一律要企业负担，拉了广告，还要企业低价批给紧俏物资。一些记者费尽心机拉赞助，心思根本就不在采访报道上。还有，有的记者傍"大款"，搞有偿新闻，最后触犯了党纪法规，受到惩处。
当今一些记者在消费热潮中淡漠了道德内修和价值重建，而以"炒"名人、傍"大款"和拉赞助为时尚，其最根本的动因在于追求个人的经济利益。宁要宣泄不要升华，宁要欲望不要情怀，宁要世俗不要理想，这是一种反道德、反文化的现象。这些记者也许也有过愤世嫉俗、精神的张扬，然而在新形势下遭受到重经济效益、媚俗趋利、自由放纵的冲击，感受到欲望对崇高精神的反动，于是他们扭曲地去感知和表现社会。在这种文化思潮的驱动下，他们忽视了对光明美好事物的讴歌，对人本身的伟大之处抱怀疑和嘲笑的态度，失掉了价值关怀，漠视理性，对社会的不正常心理不但不进行引导和教化，反而推波助澜，追求轰动效应，以谋取私利。推崇消费至上、享乐至上。当代记者生产�"文化垃圾"不但不能给受众带来美的情趣和精神的充实，而且使人们在喧闹嘈杂中陷入浮躁和茫然，丧失了对真善美的判断力。
"当代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强烈的先验地拒绝所有旧的公认真理的渴望"、"尤其是年轻人，……不愿盲目地由传统的思想、别人的行动来支配自己。"德国学者费里德里希·色尔生准确地概括了当前的时代倾向。年轻一代某些记者对本民族先进文化先验地"拒绝"与"不愿"，往往导致民族精神基因的销蚀与丧失，对本民族特色的新闻事业的发展极具破坏性。
上述迹象表明当代有些记者存在着否定自己民族特有的精神追求的倾向，而把自己生吞活剥地理解的"个人主义"、"自由理想"带入到新闻报道活动中。看来，只有从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中深掘出那些具有鲜明特性的精神品质，才能为当代记者的健康成长找到合理的生长地；只有重温我们民族文化中的先进理想，才能提高自己的人文修养，端正心态，高层建筑领地从事新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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