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丹纳在其《艺术哲学》中深入地研究了文学的民族特性，认为各民族的文学以其特有的个性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就像自然界有桔树、桦树一样自然。文学的生成要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其中对文学影响最深刻最经久的原因是民族的本能与才具——它是在血里，与血统一起传下来的；要这些本能和才具变质，除非使血变质。正因如此，丹纳将其称为精神生活的原始地层。以“文化霸权主义”为其背景的“全球化”，与深厚坚固的原始地层相比，显得那么浅薄和松软，经不起时间的刮、刨。
　〔关键词〕艺术哲学 文学的民族性 精神生活的原始地层 全球化 文化霸权主义

　　笔者在解读丹纳《艺术　哲学》的时候，被其中关于文学艺术民族性的论述所折服，感觉同傅雷先生一样：“丹纳不仅是长于分析的理论家，也是一个富有幻想的艺术家；所以被称为‘逻辑家兼诗人……他能把抽象的事物戏剧化’。他的行文不但条分缕析，明白晓畅，而且富有热情，充满热情，充满形象，色彩富丽；他随时运用具体的事例说明抽象的东西，以现代与古代作比较，使过去的历史显得格外生动，绝无一般理论文章的枯索，沉闷之弊。”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欲望——和更多的人分享的欲望。
　　但在思考构思的时候，经常看到和听到一个词——“经济全球化”。接着又看到“在经济全球化格局下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题目。再接着又看到对“文学艺术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命题的诘难。无论是“选题”还是“诘难”都是大前提“经济全球化”的衍生物。现在是实用主义时行的时代，那些早就说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的人，这时也许还会搬出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来支持他们的主张。
　　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出处及其实质，前不久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召开的西方八国首脑会议期间，被来自世界十万名抗议者将其揭了个底朝天：“在他们（抗议者）眼里，与会的这些‘政客’操控着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他们主导世界‘向有利于他们自身利益的方向发展’，‘他们根本无视发展中国家的劳苦大众’。时下流行的‘全球化’进程只是‘资本主义扩张行为的一种表现形式，代表的只是发达国家的利益，结果导致富者愈富，穷者愈穷’”。
　　“经济全球化”既然是这样一个东西，由这样一个东西决定的上层建筑，是个什么东西，不是显而易见的了吗？
　　其实，我们从世界政治的角度也可以说明“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版本的天方夜谭。当今的世界政治并不是“全球化”的，而是多元化或多极化的。如果承认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映，那么这种多元化或多极化的政治，不正是经济多元化的反映吗？
“全球化”使我们想到了殖民主义时代。那时，法国有一个叫洛里哀的人，在他的《比较文学》中公然宣称：“西方在智识上、道德上及实业上的势力，业已遍及全世界。东部亚西亚除少数山僻的区域外，业已无不开放（笔者注，包括中国清政府的门户开放）。即使那些极端守旧的地方也逐渐容纳欧洲的风气……从此民族间的差别将逐渐被铲除，文化将继续它的进程，而地方的特色将归消灭，各种特殊的模型，各种特殊的气质必将随文化的进步而终至绝迹，到处的居民，将不复有特异于其他人类之处；游历家将不复有殊风异俗可以访寻，一切文学上的民族的物质也都将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了。……总之，各民族将不复维持他们的传统，而从前一切种姓上的差别必将消灭在一个大混合体之内——这就是今后文学的趋势。”这种殖民主义的文化理论以其“西方在智识上、道德上及实业上的势力”的傲慢和蛮狠，受到了所有殖民地人民的谴责和抵抗，声名狼藉。然而现在的“全球化”在西方遭到了那么多人的强烈反对，在东方却有人卖力地鼓吹，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乐黛云先生在《多元文化发展中的问题及文学可能作业的贡献》中指出：“某种依仗自己的经济、政治、文化优势，处处强加于人，企图以自己的意识形态统一天下的‘文化霸权主义’也还实在存在，科索沃一战使人更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这种霸权主义也不只存在于西方，日本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者并未绝迹。”这说明，洛里哀的子孙仍然在繁衍。按血统讲，《艺术哲学》的作者丹纳，是洛里哀们的祖宗。他们的这些老祖宗给他们留下了许多遗训，其中最精彩的，就是上面提到的关于文学艺术民族特性的论述。对这些遗训，他们也许没有当回事，现在该提醒他们注意了。
　　丹纳是一位重事实的学者。他对文学的事实作了深入的研究以后认为，文学（精神生活的一部分）的多元化，像自然界里有桔树、棕树、松树等各种树一样自然：“科学同情各种艺术形式和各种艺术流派，对完全相反的形式派别一视同仁，把他们看作人类精神的不同表现，认为形式与派别越多越相反，人类的精神面貌就表现得越多越新颖。植物学用同样的兴趣时而研究桔树和棕树，时而研究松树和桦树；美学的态度也一样，美学本身是一种实用植物学。”“形式与派别越多越相反，人类的精神面貌就表现得越多越新颖。”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马克思当年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就曾大声质问普鲁士当局：“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究无尽的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每一滴露水在太阳的照耀下有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多少个体，无论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准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全球化的面目已经被勾勒出来，那面目却苍白而可憎。
　　文学的多元化——民族化，像自然界的多姿多彩一样自然。正像人们想方设法揭示大自然的奥秘一样，人们也在竭尽全力地揭示文学的民族特性及其形成的原因。
　　洛里哀们血统上的祖宗，有一位比丹纳还要在前，这就是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作家伏尔泰，他在《论史诗》这篇美学著作中对欧洲几个民族的文学作了比较，并且作了精彩的描述：“从写作的风格来认出一个意大利人、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或一个西班牙人，就像从他面貌的轮廓，他的发音和他的行动举止来认出他的国籍一样，意大利的柔和甜蜜在不知不觉中渗入到意大利作家的资质中去。在我看来，词藻的华丽、隐喻的运用，风格的庄严，通常标志着西班牙作家的特点。对于英国人来说，他们更讲究作品的力量，活力和雄浑。他们爱讽喻和明喻甚于一切。法国人具有明彻、严密和幽默的风格。他们既没有英国人的力量，也没有意大利人的柔和。前者在他们看来显得凶猛粗暴，后者在他们看来又未免缺乏须眉之气。”
　　但是，他把民族特性产生的原因归结为“各个民族相互厌恶和轻视”却不能令人信服。
　　而丹纳，正如傅雷先生在《艺术哲学》的《译者序》中所说：“在他看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性质面貌取决于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这个理论早在十八世纪的孟德斯鸠，近至十九世纪的丹纳的前辈圣伯甫，都曾提到；但到丹纳手里才发展为一个严密与完整的学说，并以大量的史实为论证。”笔者认为，构成丹纳美学体系的三要素（或三原则）——种族、环境、时代，其中种族不必说，环境，一个民族生存的环境，正是这个民族的文学生成的土壤。因此，丹纳在其著作中，对各种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其文学特点的研究，也都是关于文学民族特性的研究。由此也就可见，丹纳对文学民族特性研究的用功之多，做出的贡献更是功不可没。
　　丹纳通过深入的研究认为，在影响文学的诸多因素中民族之于文学的影响是个“永久原因”。他的研究借用的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历史给我们一个很可靠很简单的方法；因为外界的事故影响到人，使他一层一层的思想感情发生各种程度的变化。时间在我们身上刮，刨，挖掘，像锹刨地似的，暴露出我们精神上的地质形态。”丹纳把精神的地质形态分为四层，其中最深最坚固的一层是“民族层”，丹纳将其称为“粗神生活的原始地层。”它像地质上的这一层（太古时代）——花岗岩一样，埋在地下不知有多深，那是全部结构的支柱，千百年的攻击力量无论如何猛烈，也不能把那个岩层完全去掉。精神生活的这一层的具体形态是怎样的呢？丹纳告诉人们尤其是那些喜欢天方夜谭的后辈们：“你们不妨把一些大的民族，从他们出现到现在，逐一考察；他们必有某些本能某些工具，非革命，衰落，文明所能影响。这些本能与才具是在血里，和血统一起传下来的；要这些本能和才具变质，除非使血变质，就是要有异族的侵入，彻底的征服，种族的杂交，至少也得改变地理环境，移植他乡，受新的水土慢慢地感染；总之要精神的气质与肉体的结构一齐改变才行。”丹纳的这一理论，是以大量的史实为前提的。他考察了欧洲的许多民族，其眼光还投向欧洲之外的中国人、波斯人、印度人。在他考察的这些民族中，其中希腊人、西班牙人和英国人都经历了别的民族侵入的历史，时间都在几百年以上，最长的是西班牙，长达八百多年。但他们并没有被“彻底征服”，他们的民族血液并没有变质。以西班牙为例。这个民族高傲、倔强，喜欢穿黑衣服：“以后在中世纪，他们主要特性还是不变，虽然西哥特人给他输入了一些新的血液，他仍旧那么固执，那么倔强，那么英勇，被摩尔人赶到了海里，他花了八百年的时间把祖国一尺一寸地夺回来，长久而单调的斗争使他变得更兴奋更顽强，守着异教裁判和骑士制度的风俗习惯，一味的偏执、狭窄。在熙特的时代（十一世纪），腓力利普二世的时代（十六世纪），查理二世的时代（十七世纪），在一八○八年的战争中（拿破仑驱逐西班牙波旁王室），直到今日在上面专制，下面反抗的一片混乱中，西班牙人还是原来的西班牙人。”像西班牙人这样的需要剧烈尖锐的刺激（如斗牛），需要把紧张与集中的幻想猛烈发泄出来的民族性，那是与本质更密切得多的特征，也是最稳定的特征，与其它一些次要特征相比，它占据最高最重要的地位，在更大的范围内出现。表现在文学上，民族特征越深刻，作品也就越精彩。仍以西班牙为例。十六世纪末到十七世纪初，是西班文学的成熟期，其民族色彩最鲜亮。这个时期出现两个活生生的文学形象——骑士堂·吉诃德、流浪汉拉撒路，表现了西班牙族奇特文化的一切悲惨、伟大和疯狂。这两个文学形象，使西班牙文学走向了欧洲，走向了世界。关于堂·吉诃德，丹纳说他是西班牙民族的不朽的形象：“在《堂吉诃德》里面，你们先看到一个骑士式的，精神不健全的西班牙人，就像八世纪的十字军和夸张的幻想造成的那样；但除此以外，他也是人类历史上永久典型之一，是个英勇的，了不起的，想入非非的理想家，身体瘦弱，老是挨打；而另一方面，为了加强我们的印象，他又是一个有头脑，讲实际，鄙俗而放荡的粗汉。”丹纳在作了如上的深入研究，做出不容置疑的结论：“每个民族的情形都是如此，只要把他历只上的某个朝代和现代的情形比较一下，就可发现尽管有些次要的变化，民族的本质依然如故。”精神生活的原始地层的情形是这样的。
　　往上的情形，即原始地层以上的第三层、第二层、第一层的面貌，又是怎样的呢？第三层，这是非常广阔深厚的一层，例如中世纪，文艺复兴，古典时代。同一精神状态会统治一百年或好几百年，虽然受到暗中的磨擦，剧烈的破坏，一次又一次镰刀和炸药的袭击，仍旧屹然不动。再往上是第二层，这一层精神生活特征的坚固程度比第三层又要差一些，他是整整一代人的思想感情，要等那一代过去以后，那些思想感情才会消失。再往上，就是精神生活的表层了——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与思想感情。它属于流行的风气，暂时的东西。表现时行特征的文学，和时行特征一样，持续的时间很短暂。它过时了，我们甚至还觉得奇怪，当年自己怎么会欣赏这一类无聊的东西。
“全球化”属于哪一层呢？如果硬要把他放进一个层次，那也只能把它勉强地放到浮在表面上的流行风气这一层。法国大革命后的执政时期（1795-1799），时髦人物有一句口头禅叫做“我拿名誉打赌，真是不可思议……”所以社会上给他们起得外号就叫“不可思议”。“全球化”就类似“不可思议”。
〔参考文献〕
①丹纳：《艺术哲学》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②杨丽明 热那亚：《旅行与八国峰会“抢戏”》北京 中国青年报2001年7月23日。
③乐黛云：《多元文化发展中的问题及文学可能作业的贡献》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文艺理论2001年第6期。
④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新编文艺学概论1996年
⑤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2年。
⑥伏尔泰：《论史诗》上海译文出版社西方文论选，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