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狄德罗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他的戏剧理论是戏剧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他认为人的性格各有不同，“在戏剧里，人们强调一个性格始终如一是一个错误”，喜剧写得是“代表类型的人物”，悲剧写得是“具有个性的人物”。他的“典型”观虽不全面，但他的探索精神是可贵的，而且是承前启后的。狄德罗反对性格与性格的简单对比，认为展示性格要通过人与人的交往过程，认为应该在性格与环境的冲突中塑造人物。认为人物的性格要根据他们的处境来决定。处境愈不幸，性格就愈容易解决。但由于过分强调政治效果，也给后代留下了“后遗症”。重新认识狄德罗的戏剧理论对于增进理解运用恩格斯关于塑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的理论大有裨益。狄德罗的把人物放在环境中塑造的观点对今天的戏剧创作仍有指导意义。

　　狄德罗——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杰出代表，法国战斗的唯物论和无神论者，是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先驱之一。他的戏剧理论在戏剧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我们今天的创作仍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把人物放在环境中来塑造的观点是戏剧文艺理论史上的里程碑。
　　一、从“性格”论看狄德罗对“典型”的认识
　　狄德罗认为人的性格各有不同。他反对古典主义戏剧把人物性格描写成类型化如吝啬、伪善等，他说：“每天都有许多不同性格的人遭遇同样的事件，把女儿当作牺牲品的可能是个野心勃勃的人，也可能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可能是个残暴的人。”从这儿可以看出狄德罗比前人进了一步，发现了共性和个性的区别。他强调写个性：“时时刻刻注意身份、年龄、地位及利害的不同性，他决不会削弱一个人物的性格而把力量加之于另一个性格，他的工作是把所有的性格都加强起来。”由于他是机械唯物论者，所以还不能把共性和个性统一起来。
　　在“典型”问题上他继承了亚理斯多德的观点。亚氏在《诗学》里说：“诗所描绘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狄德罗说喜剧写的是“代表类型的人物”，悲剧写的是“具有个性的人物。”十八世纪以前，悲剧取材于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和传说；喜剧取材于现实生活。拉辛的悲剧《费德尔》就取材希腊悲剧，莫里哀的《伪君子》直接讽刺现实。当时，喜剧写类型，悲剧写个性是实际情况，以后很长时期的创作也是这样。狄德罗还进一步说：“讽刺诗好比一个伪君子，喜剧好比答尔丢夫；讽刺诗鞭挞一个有恶习的人，喜剧鞭挞一种恶习。”这样就把共性和个性完全对立起来了，带有明显的直观性和片面性，而且在今天这样以体裁来区分共性和个性的方法显然是不适合了。我们今天的戏剧无论喜剧，悲剧或正剧都要创造具有共性和个性相统一的典型。但分析一下“典型”涵义，仍可发现，它同狄德罗观点的联系。
　　所谓“典型”是独特个性和一定代表性的有机统一。狄德罗没有得出“典型”定义，但从他对莫里哀喜戏的解释，可以看出这一概念的形成。“阿巴公和答尔丢夫是剧作家“照世界上所有的”这样的吝啬鬼和伪君子创造的，“这里有他们最一般和最显著的特征，然而不是任何一个人的准确画像”，因为他创造的典型人物，不是这一个，那一个。“显然，狄德罗要求创造典型性格，但这个概念里，重视了共性忽略了个性。按狄德罗的“典型”观创造的典型，也许就象西方表现主义那样：人物是某些共性的抽象和象征。美国剧作家奥尼尔的《毛猿》里的“毛猿”象征工人，以杨克倒退到与猩猩为伍，表示工人阶级无出路，要求人性复归的现象。不过，我想狄德罗的原意并不想把“典型”概念化，他已看到“典型”代表共性，又主张写个性，如果把这两点结合起来，就能写出既有共性又有个性的人物，象他自已的小说里的“雅克”和“拉摩的侄儿”一样。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共性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就无共性。”恩格斯说：“文学创作应做到：”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单个人。”这里的“典型”是代表性的意思。典型要通过性格来揭示社会生活的根源。易卜生《玩偶之家》里的娜拉就是“典型”，她是当时要求个性独立的一代妇女的代表，又有自已独特的个性。她善良天真，温柔聪明和坚强勇敢。她的性格是发展的，原先热情无私地爱着丈夫，后来发现自已被当作玩偶，决心出走。这个戏通过典型的塑造，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狄德罗很推崇莎士比亚的戏剧，因为莎剧的人物，象哈姆雷特、麦克白、奥瑟罗等是充满激情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狄德罗重视这些人物有丰富的个性，但并末认为他们是“典型”。黑格尔认为哈姆雷特是“典型”，“在矛盾冲突中人物性格由抽象到具体，最后成为理性与感情，共性与个性的融合的密不可分的整体。”
　　狄德罗的“典型”观虽不全面，但他的探索精神是可贵的，而且是承前启后的。黑格尔就在这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人物性格论”，认为典型人物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丰富性和确定性的统一；多样性和确定性的统一。”比狄德罗进一步明确了典型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别林斯基曾以“熟悉的陌生人”称呼典型，因为典型人物身上有其他人物的性格特征，所以似曾相识，他又是不同于任何人的，因此是陌生人。他说描写一个挑水人，是要借一个人写出一切挑水的人。他的比喻是形象生动的，容易理解。
　　典型性格应该是复杂变化的。狄德罗说：“在戏剧里，人们强调一个性格始终如一是一个错误。只是被剧本的短促过程掩盖了罢了。因为在生活里，人们离开原有的场合是多么多啊。”生活的丰富多彩必然带来性格的复杂变化。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里的陈喜，本来是一个可爱的战士，来到上海后，他由于经受不住香风袭击，改变了艰苦朴素的习惯，甚至喜新靥旧，差点腐化堕落。这就是一个性格转化的典型。
　　一般来说，性格虽然复杂，多样化，但总有一个主导性格。三十年代的电影《新女性》里的韦明，是一个小知识分子的典型。她自尊、好强、清高，骄傲而又善良、软弱，自尊、好强一直是她的主导性格。只有真实合理地表现人物性格的全部，才会使人物血肉饱满。话剧《血，总是热的》里的罗心刚，正直、自信、果断……他的主导性格是勇于创新。作者没有把他写成完人。因为他也有脆弱的一面，有时觉得自已委屈，甚至发牢骚。取得了真实感人的效果。这和狄德罗要求性格有变化是一致的。
　　戏剧创作忌讳把人物简单化，类型化。我国当今戏剧尚有雷同化，概念化的现象。如不克服，会使创作路子狭隘的。狄德罗的戏剧理论产生在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进行猛烈攻击的政治风暴中，由于过分强调政治效果，在当时的戏剧创作中出现了把文艺当作政治的传声筒的现象，给后代留下了“后遗症”。这是必须防止的。狄德罗还重视“理性”，强调人和宗教，道德及法律的精神联系。我们今天把人看作是社会的人，人要同社会各阶层发生直接、广泛联系，戏剧就要表现这种关系，以揭示性格成长的根源。
　　二，展示性格的方法
　　狄德罗认为展示性格要通过人与人的交往过程。他是把家庭关系加上“职业关系、友敌关系”来形成他的市民剧的。人物关系是戏剧情境的主要因素，一般是指性格关系。
　　狄德罗以资产阶级家庭关系作为戏剧反映的对象。因为当时资产阶级各种社交活动都是以家庭为中心，其他复杂关系居次要地位而存在，戏剧范围要包括作为家庭基础的各种责任和关系。所以狄德罗把家庭关系作为戏剧表现的主要对象，是同时代特色一致的。
对于今天来说，由于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和复杂性，性格关系更加复杂，早已突破“市民剧”的界限，把人物局限于家庭关系、职业关系和友敌关系毕竟过于狭窄了。不过狄德罗把情境解释为这几种关系虽不全面，却还是抓住了主要内容。不管时代进步带来多少关系的变化，总离不了这几种关系。
　　剧中人物的关系，无论是互相对立的还是互相同情的，对某一具体人物来说，与其他人物交往，都能影响和推动他的行动。人物性格的丰富多样，带来人与人交往的微妙复杂。启蒙主义“理论先进，作品落后”，真正实行“市民剧”理论的还是后来的批判现实主义戏剧。比如易卜生《玩偶之家》人物关系就较简单。有家庭关系：娜拉和海尔茂生活在一个家庭；有职业关系：经理、小职员、医生等；有敌友关系：海尔茂和克洛克斯泰原是朋友后是敌人。他们的矛盾冲突是通过这些关系的纠葛进行的。可见易卜生的剧作里狄德罗观点得到真正体现。
　　我们要塑造具有时代特色的典型人物，就必须把时代的社会、政治和思想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集中反映在人物身上。《血，总是热的》就能体现狄德罗在各种关系中展示性格的理论。罗心刚，在改革中的中国的大地上，他的生活，命运都与周围人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他面临各种复杂的矛盾，承受从四面八方来的压力，在一个社会关系网中展示出了性格美。这里边“家庭关系、职业关系及友敌关系”都有，但不是以家庭关系为主，而是以社会关系为主。他除和领导、同事、妻子、朋友及敌对者接触外，还要和外商、陌生人打交道，正是这样多复杂的人物互相冲突，一次次撞击出他性格的火花，从各种角度揭示了他的精神世界。
　　狄德罗还认为应该在性格与环境的冲突中塑造人物。“人物的处境要有力地激动人心，并使之与人物性格成对比，同时使人物利益互相对立。”所谓“对比”，实质就是冲突。我国元代剧作家关汉卿创作的《窦娥冤》，人物性格与环境激烈冲突。窦娥蒙受不白之冤对黑暗势力进行了坚决反抗。她孝顺、善良、同时又刚强、泼辣的性格在她被绑法场时表现得很突出。在冲突中表现人物性格是戏剧重要的表现手法。戏剧冲突应放在盘根错节的生活矛盾基础上。
　　狄德罗说：“应该使一个人不破坏别人的计划就不能达到自已的目的；或者使大家关心同一事件，然而每个人希望这事按他的想法发展。”话剧《灰色王国的黎明》就是这样安排冲突的。徐定远来到乔美娜家的行动打乱了顾世全们搞阴谋的全部计划，大家都关注着工程进展问题，但各想各的心事。宴会上很快就短兵相接，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乔美娜的性格在冲突中表现得最鲜明、生动。她原是一个热情活泼的姑娘，却不得不在污泥浊水中挣扎。面对现实，她痛苦、彷徨。这场斗争使她下定决心，反戈一击。狄德罗把冲突引进性格创造，丰富了戏剧表现形式。他的观点理论的实践的定义今天还在我们的舞台上不断得到证明。
　　一般来说，“冲突独特的展开方式，内在的、根本的动力，在于独特的人物关系，性格的丰富赋予各种冲突展开方式的多样性。”狄德罗对冲突的要求基本具备这种情况。
　　狄德罗以“对比”借指冲突，但一般情况，是把对比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来对待。他反对在严肃的体裁里加入对比，但又认为在史诗，抒情短歌等高级体裁应看到对比，因为“从相反的方向扣动心弦，在心灵中激起交织着痛苦和欢乐、苦涩和甜蜜、温柔和恐怖的震动。”为什么只有在高级体裁里才会有这种效果？我认为，“对比”作为一种写作方法可以打破体裁界限。因为对比确实能起到烘托气氛、衬托人物的作用。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几乎就是用对比写成的，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不是通过对比表现出来的吗？
　　当然狄得罗反对性格与性格的简单对比也有一定的道理：“为什么要对比呢？”“两个有不同利害，感情和年龄的人之间坦直，率真的谈话不更使你感觉得愉快吗？”对比用得过滥，也容易让人看出斧凿的痕迹。但他强调得过分绝对化了，“你想使伟大的，高尚的简朴的思想化为乌有吗？你只要在这些思想互相之间或者在它们的表达方式之间进行对比就行了”。其实，“对比”末必就糟到这种地步。《血，总是热的》正是通过罗心刚性格与周围不同人物性格对比来展现他美好的思想的，不仅没有损害或影响他的高尚品质，反而是绿叶扶红花，相映生辉。话剧《雾重庆》是在一个环境中，让几个人物性格发生对比，产生了强烈效果。同是大学同学，苔莉因为贫穷沦为交际花，林卷妤由于自身意志薄弱，险为国民党官僚所拐骗。沙大千堕落为发国难财的投机商，老艾自鸣清高。通过人物对比，人物性格都更加鲜明了。
　　“对比”不仅要作为展示性格的方法存在，而且要作为一种写作方法存在下去。狄得罗认为“有一个最可靠的方法来损害剧本，使它对一切有高尚兴趣的人成为不堪入目的东西，那就是在其中大量加入对比”，这完全是不符合实际的。
　　三，环境对性格的决定作用
　　环境决定性格是狄德罗另一个较重要的观点。他认为突出性格的唯一方法，就是把人物投身到一定的关系中去。“一切情节上的纠纷都是从性格引申出来的，人们一般要求找出显示性格的周围情况，把这些周围情况密切联系起来。”可见，狄德罗对环境是何等重视。
　　狄德罗喜欢“自然环境”，他认为那种动荡、恐怖的环境，末经雕琢的自然是美的。“诗需要一些壮大的，野蛮的，粗犷的气魄。”不可否认，动荡的环境能给人以影响。荷马史诗，特别是《伊利亚特》人物写得那样出色，也许得法于严酷的战争环境。内战的狂獗使人情绪狂热，血流遍野，使人精神振奋。和平安闲的时候，人们就不会有那么强烈的感受。但是，认为“一个民族愈是文明，愈是彬彬有礼，他们的风尚就愈少诗意，和平时期也有“不流血的战争”，有更激烈、更复杂的矛盾。话剧《陈毅市长》就是围绕四九到五零年，上海刚解放面临严峻考验的形势展开的，并且产生了强有力的激动人心的效果。
　　狄德罗很重视环境对性格的作用，“如果人物的处境愈棘手、愈不幸，他们的性格就愈容易解决，因为环境是人物诞生、成长和活动的背景。美国作家霍华德·劳逊认为：“人的性格在社会活动中才有最丰富的表现。我们不能想像个人脱离了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而独立，我们将不能想像他如何生存、希望和思想。”所以，只有把人物放在真实而广阔的背景上才能展现其性格。《曰出》里陈白露所处的环境是多么典型：住在公寓里，生活在一群资产阶级寄生虫之间，但又接触下层人民，也接触进步人士，还接触到地痞、流氓和特务。背景又是在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和国民党加强反动统治的黑暗年代。陈白露的性格表现有了充分的依据。她的喜怒哀乐在这个环境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环境对性格的影响不能不说是至关重大的。
　　狄德罗为什么这样强调环境对性格的决定作用，这还要看他的美学思想。他在《论美》一文中，提出了“美在关系”的论题。他说：“我把一切有能力在我的悟性之中唤醒关系概念的东西，称之为在我身外的美，而与我有关的美，就是一切唤醒上述概念的东西。”在这里，“关系”包含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同一事物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或此事物与彼事物之间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这些关系在人们的审美意识中可唤醒秩序、对称、比例及和谐等概念，构成事物美的形式因素。其次是审美对象和审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能显示出审美对象的社会性和历史具体性。狄德罗曾以高乃依悲剧《贺拉斯》里的名句“他就死！”为例，说明美随关系开始、增长，变化和衰落。美相对于情境变化而言，必须在规定情境和特定环境中，才能成为审美对象。
　　他的“美在关系”的思想，体现在戏剧观中，就是他提出资产阶级戏剧目标——“描绘人的责任”，提倡平民阶级道德观和家庭责任对周围人的影响和作用。这样，就使人物性格同环境发生了密切关系。文学作品要写人物，就必须写环境。因为人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生存，在一定的具体场所中活动的。作品只有写出人物生活的环境，才能很好地表现人物性格。
　　狄德罗说：“一直到现在，在喜剧里主要对象是人物性格，而情境是次要的；现在情境却要变成主要的对象，而人物性格则只能是次要的。”把“情境”（环境）提到重要地位。当然，他强调情境不是忽略性格，而是为了加强性格。
　　人的性格是在社会里培养出来的，性格的形成，同环境息息相关，不是由于环境对人的影响，就是由于人同环境的矛盾，写出人物如何在不同的环境里生活和感觉，才能创造出鲜明的个性。人的性格受环境影响是很明显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里的张忠良，原是抗日积极分子，来到重庆后逐渐与环境妥协，变成吃喝玩乐无所不为的资产者。而另一部电影《桃李劫》里陶建平性格耿直，不肯顺应环境，最终家破人亡，进了监狱。
　　一定的环境，对具体人物的性格形成和发展是起决定作用的。人物与环境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是对立的。只有把人物放在具体环境中，才能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话剧《高山下的花环》里的赵蒙生的性格就是在环境影响下形成的，如狄得罗所说，使性格在环境中得到表现，高干子弟赵蒙生养尊处优，下连队本是搞“曲线调动”，正遇到自卫反击战开始，不得不上前线，这时性格与环境产生了冲突。当他上了前线，经过战火的洗礼后，他的性格变了，从狂妄骄傲变得内向、深沉，成长为坚强的战士。可见，环境对表现人物性格有何等重要的作用。
　　四、性格与环境的关系
　　性格与环境是矛盾统一的两个方面。文学作品要反映社会生活，就不能不描写人物和他的环境。人物是作品描写的主体，人物性格也对环境发生作用，环境要为人物服务。但只有写好人物生活的环境，才能更好地表现人物性格。把性格放在环境中来表现的方法，从狄德罗时代到现在，已被大量的文艺创作所证实，是切实可行的文芑创作的必由之路。
　　狄德罗最提出“人物性格要根据他们的处境来决定。”他的理论成为黑格尔的直接前导。黑格尔曾详细论述了人物与环境互相依存的辩证关系。一方面，环境是人物活动的场所和背景，另一方面，人的活动“修改它，改变它的形状。”狄德罗则忽略了人的活动对环境的影响这一方面。事实上，文学形象塑造得越准确、越鲜明、越生动，它就越能产生感染力量。文学作品典型化的过程是围绕形象进行的。因此，有必要把被狄忽略的这一方面补充进去。黑格尔还认为，典形人物置身于环境的矛盾斗争之中，才能显示性格。这是他对狄的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把狄的观点具体化了。他认为“情境”即人物之间的关系，是性格形成的外因；“情致”即人物思想感情，是性格形成的内因，内因和外因的结合，促使人物行动，产生冲突，才能展开性格。
　　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西方典型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自从1888年《致玛·哈克柰斯》一文提出这一论断后，它就成为无产阶级文芑创作中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狄德罗的理论经过这样的补充提高，日趋完善。
　　但是，请注意，不要把“典型”和典型人物混为一谈。“典型”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是创造“处于某一体现一定历史时期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趋向的具体环境中的，在独特个性中蕴含着一定代表性的人物。”两者的不同，在于后者比前者要高一级，更深刻、全面和集中。
　　就拿奥尼尔《悲悼》来说，作者塑造的莱维尼亚这个人物不仅是某种观念的象征，更主要的是她有个性，是“典型”。她倔强、果断，感情强列超过一般人，她有勇气为自已注定没有鲜花的一生。但她所处的环境是不典型的，这个故事取材于希腊悲剧《厄勒克斯拉》。奥尼尔把背景放在十九世纪中叶，具体环境是孟家大院。那象征命运的阴森森的房子不能表现这个时代的生活，是抽象的概念化的。莱维尼亚的复仇心理和生活习惯，容易让人联想起希腊神话和美狄亚等，把她们联系在一起，不习惯把十九世纪的妇女同她构通起来。说她是“典型”是因为她还代表了当时妇女个性解放的要求。但显然她不是“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
　　　恩格斯在评价《城市姑娘》时指出“您的人物，就她们本身而言，是够典型的，但是围绕这些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也许就不那么典型了。”这里，其实就把“典型”与“典型性“分开了。因为耐丽性格软弱、善良反映当时部分消极群众的性格特征，但她又有自已的特点。她幼稚、好幻想、富有同情心，不是概念化的。但环境不典型，因为当时工人运动已风起云涌，而作家没有表现这时代的主流，却把消极群众作为主要对象，没有能反映生活风貌。
　　环境与性格是水乳交融的、互相联系的。创造典型环境里的典型性格必须以典型环境为前提，典型环境要时时围绕典型性格。但不能说没有“典型环境”就必然无“典型”，在恩格斯这一理论提出之前，文学史上诸多作品不还写出了一般环境中的典型吗。当然，更高标准是“典型性”。话剧《血，总是热的》使罗心刚处于官僚主义阻挠，群众中目光短浅者抵制，我们制度的弊端限制的典型环境中，使人物性格闪烁出光彩。为什么要强调性格与环境的结合呢？因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并不是抽象的东西。在现实生活里，每个人都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他的思想、感情、性格、习惯为特定的社会关系、阶级关系所决定。狄德罗正是看到了人与社会的关系，才提出他的性格与环境的理论的。要塑造一个典型人物，就必须深入、具体地了解他所处的阶级地位和社会关系，了解影响和决定他的思想、性格的具体环境。
　　阿英同志的话剧《李闯王》把背景选在李自成进京的几十天风云变幻中，通过李自成登皇位、杀李岩、与吴三桂及清兵交战等行动表现了李自成刚愎自用的性格特征，深刻揭示了农民起义军失败的历史原因。环境，是人物性格形成的依据，环境不典型或不真实，会影响典型人物的塑造，当然，人物性格也影响着环境。成功的作品大都能很好地处理二者关系。我国现代戏剧还存在把配角当作一批清客，利用他们来增加一个或几个主要角色效果和单纯通过社会责任问题来说明性格而忽略别的性格和环境因素的现象。认真学习恩格斯“典型”理论对克服这一现象很有好处，重新认识狄德罗的理论对增进恩格斯理论的理解也大有裨益。
　　恩格斯说：“如果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而献出整个的生命，那么例如狄德罗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学习狄德罗的戏剧理论的同时，也决心学习他的为人，象他那样，为人类文化的进步，做一个勤恳的拓荒者和忠诚的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