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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的出路在哪里?

安徽省池州市 杨轻然

  作者简历:男,1951年元月出生,1957年9月至1966年7月读书,1966年8月至1970年2月回乡务农;1970年3月至1983年7月教书;1983年9月至1985年7月读书;1985年9月至今在教书,且读中国电视大学。三十年来,他钟爱教育,“学生至上,教学为先”。过专注于教育教学实践,成绩显著;近年来注重理论研究也初见成效;已有多篇论文见报入书并获奖。
  论文摘要:中国是个拥用十三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十三亿中国人要吃饭,要穿衣……要长活久安,就不能没有自己的农业,就不能不超前思考,深入调研,客观认识中国农业的现状和潜伏着的危机,就不能不积极寻找中国农业摆脱危机,走出困境的道路,就不能不尽早地酝酿中国农业改革,谋求中国农业长足,稳步,持续发展的方案。而从当今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组建规模宏大的农业股份公司,造就强大的农业生产集团,整合土地、实施机电化、现代化、社会化的大生产,把中国农业办成运用二十一世纪的高新技术生产和管理综合型产业化的股份企业的大农业,才是中国农业摆脱危机,走出困境长远发展的标本出路。
  论文全文: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但还算不上一个农业强国。尽管历朝历代或有一二王侯卿相,出于某种政治希冀,也曾主张“重生息”、“奖耕战”,从某些程度上刺激、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的发展,却终因凶猛如虎的苛政,繁重如磐的租税,无力抗拒的天灾,无法躲避的战乱,原始落后(相对只是自然的、人畜的)的生产力等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决定着这种发展是极其有限而缓慢的。务农者终年艰辛劳作,所获无几,中国农民历来是受冻挨饿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闹翻身、求解放、打土豪、斗地主、搞土改、分田地,把土地从少数的官僚士绅、地主恶霸手里解放出来,分给广大贫苦农民,农民真正成了土地的主人,一度极大地激发了农民耕种的积极性,迅速地发展了农业生产,才使大部分农民获得温饱。可是由于天灾人祸,好景并未长久。直到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户农民联名签字,要求土地承包,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逢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党和政府顺应民意,及时给予关注、认可、支持、倡导、推广和普及。于是土地又回到农民手中,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再次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的高涨,农业生产力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二十年来,粮油棉等农作物大幅度增产,不仅基本解决了长期难以解决的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也为工业、国防、科技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为中国经济建设的转轨立下了汗马功劳。“土地包干”,功不可没!可以说“家庭联产责任制”这种农业生产的形式,在中国当代的历史环境中已发挥了它的极致。
  然而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旦登峰造极,便会盘旋、停滞或退出,因为峰巅那边就是下坡。如同来势汹涌的海潮怒涛,猛拍礁岸之后必将激荡、返退和自息,“土地到户大包干”至今亦然。二十年来粮油棉的持续增产和积累,消费有余,尤其是粮油(据传不少中国人不愿吃中国粮油,而要吃进口的优质无毒的外国粮油)。每逢夏秋,收种相继,农民急需钱花,希望全在于及时脱手剩余的粮油棉,民仓苦于不能储多囤久,而国库(国家粮油棉收购站)又最让农民气馁失望,竟然压价(这是他们惯常的做法:每年新粮油棉上市时低价籴,谢市时高价粜,并且通过地方政府部门出面干涉个体粮油棉贩与其争购争销。粮油棉收购管理部门的干部和职工,大多成了拿公家钱款、做私人生意的粮油棉商)、控制或拒绝收购农家的余粮余油和余棉,国家政府颁布的粮油棉保障收购和保护价格的政策成了一纸空文,于是便出现了农民卖粮卖油卖棉难的反常现象,甚至连税粮税油税棉也非得折款缴纳现金不可,从而导致粮油棉价格一跌再跌,实在大煞农业风景。而化肥、农药、小型农机等农资工业产品的价格却相对地稳升。再加政府的农业税务和地方巧立名目的费用摊派(尽管中央政府三番五次地开会发文,严令禁止,并推行 “费改税”,但是广大地方却“山高皇帝远”屡禁不止),农民平衡耕种收支,盈利甚微,甚至倒挂。农民,特别是青年农民,他们大多是计划生育的糖水里泡、温室中长的独生奶油子女,面对着二十一世纪的科技和繁荣,谁还愿意沿袭原始落后的牛耕驴作、手栽脚耘、锄管镰收的耕种方式和方法?谁又甘心承受裹风雨、曝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黑汗晶盐戴月归的艰辛和劳累?所以当今的农民对于化整为零的豆腐条似的小块田地里的个体小农经营已渐失兴趣、滋生厌倦。土地对于当今的中国农民已没有原先的魅力和附着力了。也正因为如此,率先开发开放的沿海地区,才有机会大量吸收内地农村中特别是粮油棉主产区剩余的或非剩余的劳动力。通过客观现实的比较和掂量,农村中不少农民怨耕、学生厌读,大批的青壮年农民和在校的初、高中的青少年学生纷纷离亲背井、远走他乡,乐当“打工仔”,掀起一股不可遏制的“打工潮”。留守乡里的多半是老弱病残,对于承包的田地,有的是举步艰难、咬牙忍耐、草草耕种、不求高产;有的只能部分地耕种或栽种一茬,仅满足于家食自给;有的则无力耕种,全靠儿女打工挣钱,吃“商品粮”,缴农业税。于是造成不少地方的许多土地休耕、改植(殖)或抛荒废弃。近几年全国各地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国粮油棉总产正在逐年下降。如此这般的“贱谷伤农”、“重负伤农”、“薄利伤农”、“劳累伤农”,致使中国当代农业潜伏着新的危机。“分田到户大包干”的小农生产模式已到强弩之末了。随着西部大开发的进展和深入,这种危机将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深重。这就意味着“分田单干”这种农业经营模式的历史使命已告完成,代之远征的应该是更切合实际,更有利于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促进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新型的农业构建。
  那么,中国农业的出路在哪里?中国新型的农业构建又将怎样呢?笔者认为:要使中国农业摆脱危机、走出困境,求得重振和持久性的发展,必须以减轻劳动强度,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投资成本,确保增产、稳产和高产,纯扩农业利润,净增农民收入为目标,精心构建并全面推行综合型、产业化、集团化的大农业,实施现代化的高新科技的大生产。
  建国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国防科研和民用科研,并取得了许多惊人可喜的成果。据估计,各行各业的各项科研,大多领先于该行业实际生产水平的十年、二十年……乃至五十年、一百年,只有部分行业生产与实践的某些方面如冶炼、建筑、电子、化工、制造、国防装备、航天试验和物种杂交化的推广等方面的生产和应用,力争与同类科研技术接踵或同步。尚有相当一部分高新科技成果却被封存在档案袋里或滞留在实验室中,形成大量的科技储备,没能及时同生产实践相结合,并推广、普及,转化为生产力。尽管国家也曾大力倡导,却终因英雄少用武之地,造成科研成果和科技人才的滞流与浪费。如同千里马久囚栏厩,衰老槽枥,岂不痛惜?只有实践现代化的大生产的大农业,才能引进并运用现代高新科技、招募并容纳大量的现代新型的科技人才和管理人才,才有希望把中国农业办成生产与科研联手,农场与工厂挂勾,生产与储存、加工、制作、供销、运输等有机组合,农、林、牧、副、渔等多种经营并举,农业与地方其它企业(开采、建材、工艺等)齐办,生产、消费、服务一体的综合型的产业化的现代农业企业。只有实施综合型的大农业的大生产,才能在一定范围内最大程度地解放科技,运用科技;同时也为广大科技工作者,开辟用武之地,任其充分施展自已的聪明才智,实践攻关,及时推广(反过来又能加速科技的发展),进而实现高新科技成果的生产效益和社会效益,发展生产力,解放劳动力,支援西部大开发或从事其他门类的致富劳动,为社会创造日益丰厚的物质财富。只有开发科技化、程序化的大生产,才能使我们的劳动手段机械化(巨重型)、微电化(轻微型)使我们的农业生产定型定位化、规模规范化,进而实现我国农业经济全球化的远大目标。只有采用专业化、机电化的大生产,才可望把当今农民的冒严寒,犯酷暑的田间露天作业,转换成装有冷暖空调的驾驶室、微机室和办公室的室内作业,用方向盘、操纵杆、电钮、键盘取代农民手中的犁、耙、锄、镰、(连)枷,极大地提高生产率,真正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变过去的高消耗、低效应的艰辛郁闷的生产劳动为现代的低消耗、高效应的轻松愉快的生产劳动。只有推行产业化、集团化的大生产,才有足够的能量防抗天灾人祸,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扩大农业种植面积,提高农业产量和品位,确保农业的高产和优质,纯扩农业利润,净增农民收入。若能如是良性运作,便可逐步稳妥地实行广大农村的个体经济向集体经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最终向计划经济——人类未来的最理想的、最优化的最终还是计划经济,只是当今全球的社会环境中尚不宜实施和运作)转轨和过渡,从而实现中国农业产业企业化,农民工人化、劳酬工资化、吃粮商品化、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现代化,最终从根本上消除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评定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首先要考察该国的工农业生产,综合储备和国民收入,象我们这样的一个农业大国,首先要看农民。中国农民历来贫穷、艰苦、劳累。解放后五十多年来,虽然党和政府极力鼓励、热情赞誉、努力改善,但是全国人民内心深处尽皆厌恶、恐惧一个“农”字。干部怕下放,市民怕下乡,农村人无论是读书、参军、考干还是打工……多半是为了摆脱这个“农”字。“农”字意味着一种惩罚或刑罚,不是死罪的罪犯,最后的刑罚处置,便是投放“劳改农场”劳动改造。矫枉须过其直,只有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综合型的大农业办好,农民通过轻松智慧的劳动,获得丰厚实在的收入,使农业确实成为人们羡慕眼红的首富行业,农村成为市民向往的地方,形成工与农、城与乡的反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才算根本消除,才能有效地缓解城市的人口压力。
  事物是普遍联系着的,存在决定意识。办好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农业,必将推动工业生产和科研以及其他诸如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尤其是职教)、卫生福利、生态环保、旅游服务等行业事业的全面发展,促进全民共同富裕。必然影响、催化、促成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爱祖国、爱家乡、爱集体,拥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破除迷信、崇尚科学,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下乡有前途,务农光荣,争当农民难,独生优养好,劳动致富最稳当,自觉增强道德法制意识,主动改善人际关系……一旦形成良性循环,便能从整体上提高人们——首先是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劳动生活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自我完善,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巩固中国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国家科研部门、各地科技单位、全国高等院校都应有超前意识,紧紧瞄准农村科技市场和人才市场,密切关注这两个市场的行情,积极开发、精心筛选、认真设置适应中国农村社会化现代化综合型大农业、大生产的科研课题、技术项目和专业课程,全员全力组织科研和教学。针对性地实验攻关,努力研创和推广高新科技成果;大力招收和精心培养适应当今中国农业改革和转轨所需求的各行各类的专业人才,塑造中国的新式农民,改变新世纪的中国农民的成份,提高农民的文化层次,为早日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作出彪炳史册的奉献。而广大的高等院校毕业的尤其是出身于农村的科技青年,更应独具慧眼,正视现实,果敢地面向农村这方热土。当今的中国农村真正是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用武之地,广大科技工作者在这里定将大有作为。
  如今,怎样才能实现上述美好的构想呢?笔者认为:首先必须解放思想,其次必要紧跟坚实可行的举措。
  举措一,组创农业股份公司,造就强大农业生产集团,实行土地整合入股联营。现代化大农业的大生产是无法在当前切分承包的豆腐条似的小块土地里施展的,土地必须拼零化整、相对集中。为此可以实行农业生产股份制,成立相应的综合型的农业股份公司,在保证土地国有制的前提下,本着自愿的原则,农民可凭土地使用权(即原来的承包权)带资(为缓解资金暂缺)入股。首先吸收那些不愿耕种、无力耕种以及对耕种无兴趣的农户入股,先行签约整合他们的土地(自留田、地、山除外),再逐步吸引那些暂时还持怀疑态度或舍不得放弃土地的农民入股。公司应向股民承诺:优先安排股民农民进入公司就业,优先接纳股民农民到公司做农民工,带动农民共同富裕;优先优价返销粮油棉和其他农副产品,确保股民生活所需。生产效益和农民利益是股份公司的生命线。为增强竞争意识,激活竞争机制,三年无效益,应允许股民退股自耕或另寻合作伙伴。
  举措二,构造高水平、专业化的得力强干的公司管理机构。按照德才兼备的标准,采取股民公推、组织派遣和公开招聘相结合的方式选拔公司管理人员,组建公司管理机构——董事会。有识之士可凭实力(德才和经济)竞选、竞派和竞聘。乡、镇、村等基层行政组织中,凡有知识、有能力、有胆识,并有志于艰苦创业而又敢于、甘于先下“地狱”的领导干部,只要愿意,也可凭实力竞争,优先融入当地农业股份公司董事会,参与公司的领导、管理和经营。公司要实行民主管理,要接受股民代表大会的审查和监督;股份公司是每个股民自己的公司,每个股民都是公司的主人,都有权利参政议政,都有责任关心、都有义务支持公司。公司管理机构要厉行精兵简政,防杜人浮于事的现象和消极推诿、拖拉低效的作风。管理人员一任三年,不称职或渎职者,随时解聘;工作成效显著者,可续聘连任。管理人员的奖惩权、任免权在股民代表大会和董事会。董事会的生产管理业务可独立自主,施政行为应向地方党委和地方政府负责。
  举措三,设立科研组。公开招聘各类科技人员(可实行制约条件下的专、兼结合),成立一个相对稳定的高水准的走在各项生产和管理最前沿的科研小组。负责指导各项生产和管理,及时解决生产和管理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
  举措四,组建专业作业队。公开招标技术骨干(注重一专多能),建设一套耕作、排灌、播种、育苗、栽插、管理、收割、储存、加工、制作、养殖、开采、建材、工艺、供销、运输等机电化的专业作业队(也可实行制约条件下的专、兼结合),分工协作,听凭调度,高速度、高质量地完成公司内的各项生产作业任务和公司外同类生产的代作业任务。
  举措五,切实解决初创资金。农企股份公司既可采取付息或分红的办法,宣传动员股民集资创业;又可向国家证券机关申请发行农企股票和农创彩票,募集资金;也可向社会或国外招商引资;还可实行场、厂(首先是农资工业生产的厂家)挂勾,实行产品互通互换或先赊实物后付款,以缓解资金困难。政府应给予政策上的倾斜、优惠和经济上的扶持,如提供由公司承担风险的无息或低息贷款,暂免或适当减轻初创阶段的农业税收等等。如此这般地“借蛋孵鸡,养鸡还蛋”地多方面、多渠道地结集,初创资金是可以解决的。这当中党的意向,政府的政策是关键。
  举措六,必须循序渐进。创办社会化现代化大生产的综合型的大农业,可先点(每县一点)后面地分四步走:一年策划筹备,构建框架;三年启动草创,定型模式;两年调整修正,完善提高;四年考核验收,推广普及。总计十年之内,力争良性运作,全臻佳境。从而彻底革除已往那种高消耗、低效应的个体小农经营方式,扎实稳妥地实现全国农业生产模式的更新和农村经济建设的转轨。重振并更加繁荣农村经济。
  实施上述举措,第一要紧的还必须是澄清是非,解放思想,统一认识,师直为壮嘛!要想实现中国农村当今分散的个体的小农业的小生产向社会化现代化的大农业的大生产的转轨和过渡,谈何容易?这是一场农业革命,是再一次的白手起家的创业。中央和地方,干部和群众,要有红军长征的勇气和决心、精神和意志。除了要克服因循守旧、安于现状、懒于思变的消极情绪外,更关键的是要通过认真学习和探讨,深入调研和论证,澄清是非,排除心理障碍,解放思想,达成社会共识,认准目标,付诸实践。八十年整年的党务,七十余年的军务,五十多年的国务,我们的工作路线时而左右摇摆,造成了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卫生等工作上的重大失误和损失。许多人在这摇摆的风波和旋涡中尝够了苦头,谈虎色变,心有余悸。因此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敏感、谨慎而保守,尤其是对解放以来,政策性极强的土地的分分合合、风风雨雨,更视同洪水猛兽,回避为上。况且当今农村实行的土地化整为零、分户包干的耕作模式,原是伟人确认和倡导的,是动摇不得的哩!人们总是崇拜和迷信伟人,可是伟人最讲实事求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伟人确定的土地耕作方式,是从当时的实际出发的,是非常正确的。然而事物又是变化发展着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而今的历史环境变了,时移势异,我们也应当与时俱进,因时、因势而化之。生产关系应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伟人是不希望他的后人默守陈规、刻舟求剑的。根据江总书记“三个代表”的思想,我们的政府和干部应当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实行农业改革,整合土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施展现代化的大生产,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新使命。可能有人担心:这不又要重演毛泽东时代集体化、公社化的悲剧吗?我们说毛泽东的集体化、公社化的大方向并没有错,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走势。从理论的角度说,马克思毕生的艰苦卓绝的研究和创造、实践和奋斗的最终目标,也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充分民主、合理分工协作的社会主义大生产,致力吸收、研创和运用先进科技,彻底解放和高速发展生产力,生产、创造无比丰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以满足人类的生活需要。同时全面发展人,极大地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道德品质水准和思想精神境界,进而使社会由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平稳地过渡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当年毛泽东主席所把握的就是这个大方向。但从实践的角度说,他在建国十七年后的政治思想路线和经济方针 政策方面的主张与努力有些陷于主观,脱离实际,即脱离了当时的群众觉悟、物质基础和科学技术的实际。一阵风、一刀切,操之过急,结果事如愿违。然而今非昔比,只要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适时逐步、恰到好处、积极稳妥地转轨和过渡,是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的。反过来说,如今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如果我们当断不断、当行不行,就会拖延农业现代化的进程,造成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损失。那种犹豫保守、但求无过的态度不就是过失吗?
  再说如今的土地整合入股,主要是为了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便于机电化耕作种收,切实提高生产效率,减轻劳动强度,持续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繁荣农村经济。土地的使用权表现为股份权,仍属于农民,农民在协议期外,随时可以退股自种或另寻新的合作伙伴,自由得很。这样更有利于农业竞争机制的形成,更有利于克服生产和管理中的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更有利于增强新型农业企业的活力。由此可见,无论是就经营模式、经济性质看,还是就组织形态看,上述的农业改革,皆不同于过去的集体化、公社化、超前过渡。因而我们不应该怀疑、彷徨或排斥。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农业改革已在进行。譬如目前倡导的退耕(牧)还林(草)的生态农业,时尚的农业产业带的划分和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等动作,都是农业改革的措施之一。但这当中有些动作却有相对的局限性和风险性。以长远的战略眼光观之,还算不上中国农业改革的主旋律。改革主题的核心应该是制度的创造、模式的革命、技术的开发、手段的更新。我们认为:蔬菜水果是要吃的,花虫鸟兽也是要看的,然而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总不能光靠吃这些,看这些过日子。要是全国都秧大葱,大葱是吃不掉的;要是全国都种鲜花,鲜花也就没人要了。如果全国都盲目地呵护野生的豺狼虎豹,任其自由繁殖和肆意横行,那么将来人类何以安身?我们中国人最保守,又最易极端。如今皖南山区有些地方政府一味强调“生态”,严禁间猎,包容野猪成群出没,毁地伤人,糟蹋庄稼,泛滥成灾,山民们无不痛心疾首。我们必须深入调研、客观论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深思慎取、统筹兼营,克服盲目性,防患于未然。我国人民传统的饮食结构、饮食习惯和穿着需求告诉我们:除边远的蒙、藏、哈等少数民族中的牧民外,绝大多数人民群众自古以来是,并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将是:以稻麦粟黍等五谷内仁和菜籽大豆等植物油脂为主食,棉、麻、丝纺为主衣。所以我们的农业,特别是粮油棉的主产区,应当仍然毫不动摇地坚持大力发展粮油棉的生产。有人担心粮油棉“生产过剩”,其实如若不计进口,我国现有的粮油棉生产,仍然不足我国人民消费。更何况当今全球还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的人民群众因粮油棉短缺,而不得温饱哩!退一步想,即使“过剩”,也不可怕。就如粮油吧,俗话说:手上有粮,心中不慌。我们可以把多余的粮油用于再生产,如加工、制作和养殖,使之转化为其他副食(饮)和鱼、肉、蛋、乳食品,从而逐渐改善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强壮我们的国民体质。因此,以粮油棉为主体的效应农业,才是当前和今后的中国农业改革所追求的主流目标。中国“入世”了,这给我国的农业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又使我国的农业面临着新的挑战和冲击。“生于忧患”,我们首先必须立足本国,做好自己的事。只有练好内功,实现高科高效、高品优质的现代化农业,才能从容应对“入世”的挑战和冲击,并利用“入世”带来的机遇高速度地发展自己。中国是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十三亿中国人要吃饭,要穿衣……要长治久安,就不能没有自己的农业,就不能不超前思考、深入调研、客观认识中国农业的现状和潜伏着的危机,就不能不积极寻找中国农业摆脱危机、走出困境的道路,就不能不尽早地酝酿中国农业改革,谋求中国农业长足、稳步、持续发展的方案。而从当今中国的国情实际出发,组建规模宏大的农业股份公司,造就强大的农业生产集团,整合土地,实施机电化现代化社会化的大生产,把中国农业办成运用二十一世纪的高新科技生产和管理的综合型产业化的股份企业的大农业,才是中国农业摆脱危机、走出困境、长远发展的根本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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