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般都认为，清初施琅奉命“独任专征”，于1683年6月率军东渡，一举打败台湾的郑氏政权，就是实现了统一管理台湾。这种看法似不够全面不大准确。无疑，打败了郑氏政权，是统一管理台湾的重要步骤。不过，统一管理台湾的工作，还应包括留住台湾收入版图和当初管理台湾的政策实施等等。而施琅在这些方面的主张，乃是他统一管理台湾之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下试加以罗列分析。
一、“因剿寓抚”，端掉台湾割据政权——统一管理台湾的第一个主张。
1683年，清军将领施琅率军攻打澎湖，一举打败台湾的郑氏政权，郑氏被迫向清军求和，听从安排，终于实现了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那可称为武力统一或称以兵临城下逼使台湾郑氏政权接受中国统一问题。施琅将它称为“因剿寓抚”，用今天的话讲，叫做武力压境和平解放台湾。
施琅这么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被迫的，也是唯一可行的。
回想当时情况，海峡两岸长时间对峙，战事经常不断，全国都受影响，沿海各省民众受苦尤烈，台湾连年用兵，台胞承担巨大牺牲。而两岸同胞长期的亲人分离，给许多人带来痛苦。人们盼望早日结束这种局面。两岸统一乃大陆和台湾同胞的共同要求。
为了尽早解决两岸统一问题，清政府主政大陆后，多次主动提出通过和平谈判，协商解决。台湾郑氏政权自不敢公开反对，明里应付，暗地另有安排，自难有结果。双方经过八次的谈判和接触，没能达成任何的协定。和谈不成的原因很多，其中，清政府以老大自居，把和平谈判称为招抚，无疑给统一增添了一些梗阻，而问题主要还在于台湾当局，首先是郑经，他一开始就坚持不剃头不登岸，并公然提出，仿朝鲜例，称臣纳贡而己。郑经甚至提出要“建国东宁（台湾）”，“别立乾坤”。这里，郑经很明显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不认为中国必须统一，更看不出中国前途和希望在大陆。这是问题症结所在。
如果说郑成功以台湾为根据地进行“反清复明”，目的在于恢复统一的中国，那么到了郑经这时候，尽管也还讲反清复明，可目的不在统一中国，而在于分裂中国。这时台湾的郑氏政权，又成了分裂、割据的势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和平谈判不成，则只有通过武力，方可实现国家统一。
谈判是双方的事，只有一方诚意是难以成功的；建议谈判的一方如无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做后盾，要想取得成效是很难的。和平要靠实力，实力带来和平。事实明摆着，开头时清廷水师力量不足，因此，郑经看不起他们，不理睬他们的和平统一的呼吁，谈判自是无法进行。
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家统一问题，当然是最佳的途径，因为那样有利于国家、民族和广大民众。但若一再努力谋求和平谈判而不成，自只好诉诸武力，那同样是为了国家、民族和广大民众的利益。因此，施琅以武力端掉台湾的郑氏割据势力实现国家统一的举动，是无可非议的，那是对被破坏了的和平谈判的一种补充，或可称为是对破裂的修补。清政府花了十几二十年时间谋求通过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中国，但没能达到目的，而施琅采用武力，只花几天时间，便把统一问题给解决了。施琅的功劳难道不值得肯定？不但应加肯定，且应大加赞颂和发扬光大。
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施琅可否通过别的途径谋求两岸统一？当然有可能，只时时候未到，条件不具备。比如，当时大陆若已拥有飞弹和核武器，施琅便可以采用封锁台湾的办法逼对方就范，即逼郑经他们接受和平统一。可以这么说，什么时候讲什么样的话，什么样条件下采取什么样的办法，那是不以某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通常说的辩证法。我们要用这种辩证法去评价三百多年前施琅的举动。不然，我们在评论历史人物时会犯主观性错误。类似情况的主政者更要面对现实，权衡利弊，然后决定自己的方略，否则难免犯历史性的错误。
二、留守台湾收入版图，设官治理——统一管理台湾的第二个主张。
打败台湾郑氏势力那一年，即1683年年底，由清廷特派大臣、侍郎苏拜主持在福州召开了所谓台湾善后工作会议。就在这次会议上，某些官员对台湾表现出无知的态度，或说，台湾乃一块荒壤无用之地。地不足以耕，人不足以臣，去之可也。有人认为，对台湾“留恐无益，弃虞有害”，有人提出，“宜迁其人，弃其地”，“任夷人居之”，等等。那些颟顸无知的封建官僚，竟把台湾当成是一种包袱。幸亏当时有施琅和大学士李霨等人能态度明朗而坚决，才顶住了那些弃台的荒唐主张。施琅指出，台湾乃“东南数省之藩蓠”，“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弃不得。他还以自己所见，进一步说，台湾“沃野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鱼监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皆植修竹……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管理好台湾，可资东南之保障，“亦绝边海之祸患”。他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对台湾这个地方，外国侵略者“无时不在涎贪”，若不守住，他们“亦必乘隙以图”。台湾一旦再被外国侵略者所侵占，那时再来“动师远征”，两涉大洋，波涛不测，恐未易再建成效！由此可见，台湾若弃为荒陬，复置度外，“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晏然无虑”。施琅的结论是，对台湾，“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因此，他建议，“善后之计，尤宜周详”。
在施琅和李霨等人的力争下，加上清朝最高统治者康熙皇帝也权衡利害，最后决定留住台湾，从而避免了一场可怕的祸害。
值得一提的，施琅坚持留住台湾，还同他的经略海洋思想相联系，施琅指出，东南形势在海不在陆，台湾位于海上，风涛莫测，以前郑氏以此为老巢，以澎湖为门户，游移肆虐，教训深刻。所以，为国家安全计，不可等闲视之。
还有，台湾还是一处重要的贸易基地。历史上曾有郑芝龙、颜思齐、荷兰殖民者等在这里建立过贸易据点，掌握海上贸易锁钥，在激烈的贸易战中把握主动权。施琅说，今台湾为我得，应好好加以管理和利用，比如兴贩东洋白糖，以台湾所产白糖，配台湾兴贩船数，固为方便。发展贸易，民可以遂其生，国可以佐其用。
在施琅看来，对国防大事要全面考虑。他说：“合筹天下之形势，必求万全。台湾一地，独属外岛，实关四省之要害。勿谓彼中耕种，犹能少资兵食，固当议留；即为不毛荒壤，必借内地挽运，亦断断乎其不可弃。”这里，尽管他是在为清朝统治者出谋献策，但他关心祖国边疆安危、祖国领土完整的思想亦跃然纸上。
对此，早有人深刻地指出，施琅“特疏恳留，条陈详悉，为沿海计万全，为朝廷图治安，诚深且远也。”施琅“深思远虑，而为此久安长治之至计者也，边海长城，天南锁钥，非公（施琅）其孰当此者乎！”
留住台湾，为祖国筑起“边海长城”，安上“天南锁钥”，这种评价再恰当不过了。就是说，留住台湾不但使得祖国领土保持完整，而且有着战略上意义。
施琅关于留守台湾的主张，垂于千古，其可贵之处在于：在台湾留弃问题的争论中，他站得高，看得远，态度明朗而坚定，毫不含糊，决不动摇，力争不退，直至清廷明确表示留住台湾而后已。他的举动真可谓造福于子孙万代，至今人们思之仍不免地对他肃然起敬。
在如何看待台湾与大陆的关系方面，今天有识之士一致认为，大陆不可没有台湾，没有台湾便失去屏障，备受侵犯；台湾不可离开大陆，离开大陆便会成为国际孤儿，任人吞并。台海两岸不统一，台湾将一无所有。这些似乎早为施琅所认识。
美国有个叫约翰·奈斯比特的认为，一个重要人物的作用，是二千年大趋势的主线。施琅关于台湾不可丢弃的主张，其影响何止二千年！
三、管理政策，宜静不宜动，“为防台而治台”——统一管理台湾的第三个主张
留住台湾之后，如何加以管理呢？
施琅在打败了台湾郑氏势力后，曾向康熙皇帝保证过，台湾既平，“可无后患”了，“天下大定，人心已安，海外沾化”，特别是，郑克塽已纳土归附，刘国轩、冯锡范已遵旨进京，明室朱桓等移到山东、河南等地安插，其余人员“皆无关系”了，如安之，“可永保其无事”。如何使这保证能够兑现呢？这是施琅不能不认真考虑的一件大事。
为不致使台湾出问题，施琅力图使台湾保持安静，即“宜静不宜动”。
在施琅的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清政府在统一台湾后制定了一系列消极的治台方针政策，后人用一句话加以概括，叫做：“为防台而治台”。
施琅的关于治理台湾的思想主张，其所以会成为清廷的治台方针政策的依据，那不但在于他在统一台湾方面立了大功，在于他对沿海岛屿情形“无不悉知”，还因为他的关于防寇、防乱以保住台湾安宁的建议，符合清朝最高统治者加强自己统治权的要求，所以得到清廷的重视，几乎各条建议都被加以采纳，在清初相当的时间里，一直左右着清政府的治台方针政策。
为了台湾“永得安宁”，在刚统一台湾的那年（1683年）年底，清廷根据施琅的建议，颁布了所谓“台湾编查流寓六部处分则例”，规定：台湾流寓之民，“凡无妻室产业者，应逐回过水，交原籍管束”；“其有妻子产业，情愿在台居住者，该府县即移知原籍，申报台厦兵备道稳察，……若犯该徒罪以上者，不论妻室产业有无，概行押回原籍，不许再行越渡。”在这种情况下，没多久，台湾原郑氏政权的“伪藩、伪文武官员、丁卒与各省难民相率还籍，近有其半。”他们多被送回原籍安插。
1684年，清廷又根据施琅等人的建议，在宣布取消禁海令即“申严海禁”的同时，再颁布三条规定：（一）欲渡船台湾者，先给原籍地方照单，经分巡台厦后备道稽查，依台湾海防同知审验批准，潛渡者严处；（二）渡台者，不准携带家眷，业经渡台者，亦不得招致；（三）粤地屡为海盗渊薮，以积习未脱，禁其民渡台。——这里第三条所说的粤地居民系指广东的潮州、惠州群众。为什么特别指明禁止他们渡海呢？因为施琅在《论开海禁疏》中谓：对潮惠人民“以通海不法，禁止来台。”连横在《台湾通史》中写道：“琅以惠潮之民多通海，特禁往来”。这里所谓通海或通海不法，都是指在海上为寇之意。就是说，施琅对粤民怀有恶感，是有其原因的。另据后来到台湾的漳浦人蓝鼎元在致巡视台湾御史吴达礼的信中说，到台的广东饶平、大埔、平远等地客籍“越法者多”，故禁其渡台。这里特禁广东人入台又似乎不全出自施琅的主张。不过，不管怎样，这规定在开头确是同施琅有关系的。就因此，这禁令直到施琅死后（死于康熙三十五年农历三月二十一日）才松弛下来。此后广东人才比较多向台湾迁移。
施琅为了台湾永保平静，可算是绞尽脑汁，可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台湾始终没有平静过。他主张限制甚至禁止沿海人民流海到台，可从来也没能限制委了禁止得住。沿海人民不大气层禁令，冲破阻力，成群结队地纷至沓来地拥入台湾。“闽广沿海各郡之民无产业家室者，俱冒险而业，以致人民繁集日众。”清初台湾的开发，虽然由于限制人民到台的各项规定的执行，而有所影响，但台湾的开发一直没有停止过。
沿海人民冲破阻力成群结队地拥入台地，这使得台湾的人口增加极快。在当时，人口增加表明了生产力的最主要因素劳动力增多，这是生产发展的一个标志，生产的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
清初台湾生产发展经济繁荣，主要表现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方面。农桑肇兴，百产丰饶，“菽粟百货，岁溢于泉漳”。台湾同大陆的经济交流更加频繁，台湾的米、糖经常运销到厦门、宁波、上海、苏州、天津等地，亦常从福建、上海等地运进棉花与棉织品，从江苏、浙江等地运进丝织品等。在对外贸易方面，不但没有停止，且还进一步发展了。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台湾的文化艺术也得到了繁荣。统一台湾以后，徐了武将文官从大陆到台湾加强管理工作，还有比起从前有更多的学者、诗人、和尚、演员等来到台湾，在那里办学校、建庙宇、写游记、编方志、演戏剧，这何止大大丰富了人民的精神生活，更重要的还在于使中华传统文化在台湾生根开花。
在治台问题上，施琅主张采用封闭的办法，人们难以接受，也无法理解，但如果从他对清王朝的忠诚这个角度来考察，也就不难找到答案了。施琅注意的是台湾“长治久安”，清王朝不受损害，自然，这是消极的主张，不是积极的开发和建设台湾。不过不管怎样，施琅的出发点，同那些图苟安、谋私利，只顾自己、自己家庭和亲友的封建官僚相比，又显得形象高大。也许有人会责备施琅连流水不腐的道理都不懂，太没有眼光了，这无疑是苛求于古人了。
四、历史造就一代名将。
施琅率军打败台湾郑氏政权实现两岸统一，至今又过了三百多年了。这三百多年中，中国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两岸统一后的一百多年，中国实力一落千丈，成了列强们掠夺和宰割的目标：国内则分裂割据，随处可见，台湾与大陆两次分裂，前后达一百多年，至今尚未统一起来。这时人们回顾一下郑成功和施琅的历史功绩，其意义不说自明。郑成功是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先驱者，施琅乃中国历史上实现两岸统一的第一人。有人说，把郑成功和施琅的功业研究透了，也就把中国近三百多年的历史了解了一大半。这话自是有道理的。
施琅原是郑成功的部将，后投奔清廷。为此有人说他是郑军的“叛将”。自然，这话并非捏造和诬蔑。不过，应看到，施的“叛郑”，并不是为了个人的往上爬，也不出于主动，而是被迫的，为了避祸，而最重要的，他投清后干的全是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大事。施琅的投清不止一次，而有两次，第一次发生于清同治三年，投清后随清军攻打顺德、东莞、三水和新甯诸县，不多久又回到郑军中，成了郑成功的得力助手，后来因与郑成功发生矛盾，郑成功不能容忍他，杀他父亲和弟弟，他不得不于顺治八年第二次投清。这次投清爱到清廷重视并加重用，此后终生为清军服务，其个人才干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为两岸统一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施琅的卓著功勋是实实在在的，毫无灌水之嫌。
施琅在清军中的主要活动，他的统一管理台湾的三大主张，都是在郑成功去世之后即在台湾的郑氏政权发生重大变化的局面下提出并加以实施的。那时清政府建立了相当的时间并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几乎统一了整个中国大陆，采取了一系列缓和国内民族矛盾的有效措施，得到相当多的民众支持和拥护。而独据一隅的台湾郑氏政权，其领导人郑经一夥思想僵化，政治腐败，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要另立新国，已成了中国历史发展的障碍。施琅奉命出兵攻打台湾割据政权，实现两岸统一，下合民心，上合天意，中合大道，自是正义的爱国的举动。这举动有益于国家和民族，有益于社会发展，永载史册。
施琅可自是历史上一个运气甚佳的武将。为了报国，为了建功立业，他早年投身军界，因与郑成功水火相冲，只身出走投靠清廷，遭来非议，人多指责。在清军中，他多次爱诽谤，相当长时间里难得伸其鸿志。康熙皇帝先是怀疑他，最后重用他，把统一台湾的重任交给他。历史的需要，让他扮演了政治和军事上的重要角色。人们清楚，清初在平定“三藩之乱”后，清朝最高统治者把统一中国的主要力量转到解决台湾郑氏势力上来。于是最了解郑氏内情的施琅被抬一前台上来。让他施展出久埋心中的抱负。人谓大智兴邦，康熙皇帝让施琅这样有才干的人都充分发挥作用，使中国出现了盛世。那正是他运用大智的结果。统一了台湾以后，施琅仍得康熙的器重，给他极高的荣誉。这在历史上还是不多见的。君可见：羽扇曾挥百万师，功成便是狗烹时；从来大帝爱庸才，为了自己好独裁。而施琅并非庸才却得到康熙皇帝的重视和爱惜，自是难得的。
如果当年施琅不“叛郑”投清，局面又会如何呢？历史不好假设，但我想，即使郑成功会原谅他，也不会太重用他。可以肯事实上的，施琅的才干得不到尽情的发挥。而在郑成功去世后，施琅的尴尬事还会更多。要吗，他不能容忍郑经的“别立乾坤”的作法，再一次出走另找出路；要吗，他与郑经同流合污搞台独，那得遗臭万年，哪有后来的光彩？这里人们怎能不钦服施琅当年“叛郑”投清于国于己都是一种明智而勇敢的举动？如果当年施琅不“叛郑”投清，也许台湾的历史得另种写法呢。
且看今天，台湾与大陆人为的分裂达半个世纪多了。尽管黄河九曲终入海，两岸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不过人们总希望再出个像施琅这样人物，登高一呼，促成两岸早日统一。就是说，施琅当年统一管理台湾的主张和实践，何尝不可成为当今进行两岸统一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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