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摘要：本文介绍评述普列汉诺夫、列宁、卢森堡、陈独秀和瞿秋白最后的话即政治遗嘱，认为披露有久的普代政治深刻而有历史感，列宁的遗嘱清醒而务实，卢森堡最后留下的著作有卓见，陈独秀的“最后见解”直率尖锐，风骨独标，瞿秋白的绝笔《多余的话》曲折隐晦，更具感情色彩。他们都是有很高文化修养有自己思想的人。
原文：
曾子有言：“乌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此善字非和善、慈善，是有价值之意。一秀说来，一个在即将告别人世的时候，可能说一些自己认为最重要的真诚话。因此，一个政治人的政治遗嘱常常受到世人的重视，甚至引起长久的争议。 1999年底俄罗斯《独立报》第一发表的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已经披露许多年的列宁遗嘱以及陈独秀留下的“最后见解”和瞿秋白的绝笔《多余的话》等，都如此。
俄罗斯《独立报》是经过两个多月的研究才决定发表这个遗嘱，这个遗嘱确实提出了许多十分重大的问题。遗嘱认为“马克思所理解的无产阶级专政无论现在还是未来，永远不能实现”。遗嘱认为“布尔什维思想过去和将来始终是无产阶级不成熟、劳动者贫穷、文化落后、觉悟低下的伴生物”。“布尔什维主义是以流氓无产阶级为取向的特殊策略、特殊意识形态”。“这是布朗基、巴枯宁、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马克思思想折中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结合，这是伪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主义有什么新东西吗？只有一个——不受限制的全面的阶级恐怖”。遗嘱认为布尔什维政权将演变如下“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将迅速变成一党专政，党的专政将变为党的领袖专政，维持领袖权力的起先是阶级恐怖，后来是全面的全国恐怖。布尔什维克不能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因为他们一实施民主和自由，马上就会丧失政权”。将来“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将像纸牌搭的小房子那样坍塌”。遗嘱认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能在单独一个像俄国那样落后的国家里取得胜利的论断，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态度，而是对它的背离。”遗嘱认为十月革命“不是必然的，而是非常不幸的偶然原因”等。凡多少读过普列汉诺夫著作特别是晚年著作者，对上面这些论述都不会感到突兀，这些想法在其晚年著作中都有所表述，“遗嘱”只是表达得更完善些罢了。
列宁的遗嘱曾经被斯大林弄得扑朔迷离，是后来才逐渐廓清的。列宁从1922年12月上旬发病以后，处于被封锁的状态，但他头脑是清醒的，关注着一些最急迫的重大事情。列宁最后思考的一个重点，就是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到文化经济建设上来。他说：“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应该放在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遗憾的是，到斯大林手上变成了阶级斗争尖锐化，到毛泽东手上变成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列宁的《论合作社》是指做买卖的合作社，而不是生产合作社。他在日记中还写道：“应当从建立城乡间的效开始，决不给自己提出向农村推行共产主义这种事先定下的目标”。遗憾的是，在斯大林手上变成了集体农庄，在毛泽东手上变成了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他认为反对十月起义的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及第二国际的一些人是“迂腐”，但对他们的基本观点即“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却是认同的，认为是“无可争辩”的。同时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他的想法是无产阶级首先夺取政权，在此基础上再建设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似也不能说这个想法就不行，但事实上无论苏联、东欧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等均未能实现他这个设想，这确实令人深思。
陈独秀的最后岁月栖身山野，离群索居，生活困顿，病骨支离，他已无力详尽阐述自己的看法，只能写些提纲式的短文，都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陈独秀说：“人类的智慧必须不受束缚，才能自由发展，换言之，人类智慧之发展，和所获得的自由程度成为正比例。……我们都知道近代科学之发生与发展，都得力于思想自由，有些其初还是由于胡思乱想，而得到偶然的发明与发现。思想是人类心灵即智慧之内在活动，一受束缚便阻碍了它的发展，其发展无论至何程度，都无碍于他人，所以应该是绝无限制的”。关于民主政治他涉笔就更多一些。他写道：“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这一看法和普列汉诺夫基本相同。
陈独秀最后的“根本意见”，如他自己所说，是“根据苏俄二十年来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始决定了今天的意见”。他还说过“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他当时大概不知道早在二十年前卢森堡就写出《论俄国革命》手稿。卢森堡热情肯定这次革命，同时也尖锐批语这次革命。她写道：“列宁和托洛茨基用苏维埃代替了根据普选产生的代议机构，认为苏维埃是劳动群众唯一真正的代表。但是随着政治生活在全国受到压制，苏维埃的生活也一定会日益陷于瘫痪。没有普选，没有不受限制的出版和集会自由，没有自由的意见交锋，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仍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一批工人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派系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她还说了一句重要的话：“只给政府的拥护者以自由，只给一个党的党员以自由，这不是自由，自由始终是持不同思想者的自由。”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当时并不知道卢森堡这些批评性评论。卢森堡死后，无论是苏共还是德共，都把她这些意见当作是一种“失误”而放到一边。《论俄国革命》并不是卢森堡的遗嘱，她并不知道自己出狱不久就与李卜克内西同时被捕，当日即被凶杀。但这篇文章毕竟是她对重大政治问题留下的最后意见。
1935年5月，瞿秋白在走向刑场之前，用六天时间写了一小册《多余的话》。他写道：“我愿意趁这余剩余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结尾处又写道：“我留下这几页给你们——我的最后的最坦白的老实话。永别了！判断一切的，当然是你们，而不是我”。
《多余的话》被披露后，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有人认为这是瞿秋白最勇敢地解剖自己的灵魂，有人认为这是不异贬损自己来批判王明路线，有人认为这是他的申辩书，还曾有人认为这是头等的自首书。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挖坟掘墓，曝骨场灰等等，很少有人认为这也可以视为他的遗嘱。直白的说，这是对发源于俄国的这场革命的疑惑和反思，这也是《多余的话》具有长久魅力的原因，称得上天鹅绝唱。这些话绝不是多余的，是他非说不可。他在行文中是从脆弱啊、文人啊、绅士意识啊这些性格出身方面寻求自己的原因，这当然不是根本的原因，他的深层意识是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号的这场革命产生的困惑，他在怀疑这还是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倡导的革命，这个革命是不是被亵渎了。这就是《多作的话》的政治价值。
普列汉诺夫、列宁、卢森堡、陈独秀和瞿秋白，都是有很高文化修养，有思想的人，但是他们表达思想的方式和因由各不相同。普列汉诺夫有很强的理论性和逻辑力量，列宁是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角度要解决面对的实际问题，卢森堡多半是出于不能自已的责任感。陈独秀的最后表达直率尖锐，风骨独标；瞿秋白的最后表达曲折隐晦，更具感情色彩。
靠辞藻堆砌不出思想，靠“高举”也举不出思想，靠自吹自擂也产生不了思想，靠占领版面银屏也不一定称得上思想。什么是思想？经过历史风浪的冲洗和淘汰，经过几代人的鉴别和筛选，还有价值的，那才叫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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