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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1812-1885年）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从封建社会逐渐向近代社会转变的时期，是中国内外交困的时代，因此是需要变革的时代。他从政三十多年间，在经济上提出过一系列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主张，并从事过多方面的实践。重农业，兴水利，纾工商。可以概括左宗棠对晚清经济的一些主要观点。作为"耕读之家"出身的左宗棠，首先倾心于农学，致力于农业。随后，他又倡导洋务运动，关注近代工商业。在近代经济成份的变迁中，工商业的崛起，给中国经济的近代化注入了活力，左宗棠顺应控社会经济的发展趋向，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经济思想，能给今人许多启迪。现就农业，水利，洋务，工商及综合评价等几个方面分别论述如下：
一、重视农业的基础地位。
中国是一个农业在历，长期以来在传统的经济结构中，农业居于主导地位。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左宗棠自称"平生以农学为长"。反映了他对"以农为本"的经济主张和追求，也是构成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青少年时期的左宗棠就喜爱农为，关心农业。他在《复陈移屯实边折》中说："家世寒素，耕读相承，少小从事陇亩，于北农，南农诸书，性喜研求躬验而有得"，他在居"柳庄"时，自号'湘上农人'。足见他"早岁甘于农圃，不乐仕进"，把农学作为一门经世致用的学问来加以研究的浓厚兴趣。左宗棠在科举考试中，虽累不得意三试不第，但他在这三次会试的试卷中，却都留下了重视农桑和劝农的主张。道光十三年癸已科的答卷上指出�"民于何养？曰农桑。农桑可不重乎？"在道光十五年，乙未科的试卷上指出："农事极其精，而劝相必及矣。""天下之所待以养者，农也"。他认为农业生产中遇到自然灾害是无法避免的，但人的积极性的调动对发展农业生产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强调应当勤于耕作。
二、关注水利建设
从古到今，凡有为民之心的好官，无不重视水利者。古代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近代林则徐虽发配新疆，却仍修伊里克河，在晚清，经世致用派普遍对于当时关系民生的水利，赈灾，漕政的盐法都十分关注，视�"四大要政"。左宗棠一贯重视水利，他认为："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以此为最"，更是把水利视为农业的命脉，所以到之处不管份内份外，总是十分重视变水患为水利，而且动员属下部队去加强水利建设。
三、倡导洋务运动
在两次鸦片战争的炮火对中国的冲击下，左宗棠的"求强"意识不断形成，它推动着晚清洋务实业的兴起。这是一股推进中国近代化进程，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以"求强"的社会新思潮。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国近代军事工业的开拓者。
四，纾商力，挽利权，支持民营工商业
在中国古代社会，手工业，商业同农业都是社会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后来以工商为末的思想逐步发展，到西汉时就成为流行的观点。于是重农轻商，重本抑末的思想就在中国绵延了两千年之久。"重本"因然稳定了小农经济，维持了国家机器的运转；"抑末"却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社会经济难以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是在近代社会，如果不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根本不可能向近代化的方向迈进。左宗棠是深受儒学影响的官员。但能冲破传统的重要抑末思想的束缚，在重视农业的同时，大力提倡兴办工商业。就其一生而言，他是早年重农，晚期不轻商，既重本又不抑末。他的言行表现在纾商力，挽利权，听任商办企业等几个方面，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方面，顺应了近代的社会发展的潮流。
纾商力的主张是针对当时商人面临着重重盘剥，"视商务为畏途"的状况而提出的。
左宗棠盐务改革的措施，与三十多年前，两江总督陶澍进行的淮盐改革，颇有相通之处。道光十五年，接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的林则徐，对陶澍的票盐改革，予以赞赏。曾协助陶澍进行淮盐改革的魏源亦指出："票盐特尽革中饱私囊之利，以归以纳课请运之商，故价减其半而利尚权其赢也"。显然，左宗棠继承了陶，林，魏的思想和作法。
五，综合评价
综上所述，可见左宗棠的经济思想，主要不是通过经济论著，而是通过多方面的具体建议和实践活动表现出来的，是其所处时代的社会矛盾和经济运行的产物。它与其他洋务派官员有所不同，呈现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是，抵制外国侵略和发展民族工业的经济思想。这在其后半生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内容随外国侵略的加深，也愈加广泛和丰富。左宗棠为了达到"抵洋商"之目的，除造船之外还积极提倡中国发展其他新式企业，其中兰州织呢局，就是他所创办的中国第一个新工纺织企业，也是军商兼顾思想指导政开办的，它比李鸿章"十年专利"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已然早了十年。
第二是，大力提倡和支持民间自由开办新式企业。他主张"官办开其先，商办承其后。"国家"开利之源，自以因民而利为善"。他说："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使"民利仍还之民"这是很有见地的，客观上反映了商民的利益，有利于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李鸿章虽也打过"保商"旗号，他却始终主张把资本纳入"官督商办"的框子里。对民间私人企业自由开办企业则百般限制。因为民间资本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源泉，而民族资本主义又是中国先进经济形式中唯一独立的经济力量。左宗棠鼓励民间开办新式企业是抵制外国侵略和达到国家富强的有效办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对西方国家致富原因的认识。他在光绪九年三月所写的《筹办海防会商布置机宜折》中，深刻地指出：
自海上用兵以来，事势纷纭，未能确操胜算。虽阅四十余年，内外极力支持，尚无定局。诚以泰西各国以经商致富，广造机器，增制轮船，动辄挟其长，多所凌忽。自古谈边防者不外守，战，和，而就三者言之，亦有次第：必能守而后能战，能战而后能和。斯古今不易之局也。泰西各国均以经商为本务，而英吉利为之宗，所以雄视诸国者，该国之规模法度较西人本为整齐，又明避实击虚之略，故所向无前……
从这一段论述可以归结出三个方面的经验之谈。一是，自鸦片战争四十多年来，中国虽萌发并开展了�"求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但成效不大，"尚无定局"，其根本原因是只抱着言守，言战，言和的古训，而没有从泰西各国学到"以经商致富"的根本。二是，他把西方列强，"动辄挟其长"对中国备加凌辱局面的形成，视为泰西各国能够通过经商致富，且"以经商为本"，以致于国富兵强。三是，他感到英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当时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实因"该国之规模法度较西人本为整齐。"由此不难看出，左宗棠的经济思想在洋务运动的实践中，已发展到很高层次。他那积四十多年的经验总结，在百年后的今天，已经为改革开放的新成就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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