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温州特定的文化塑造了温州人，也塑造了著名的温州模式。温州模式作为一种区域经济模式，它的产生与发展无不带着文化的深深烙印。究竟是什么样的文化作为非制度因素如此深远地影响温州的经济？笔者认为，温州文化具有双重品格，这是温州模式的精妙所在，也是温州模式最致命的所在。
　　关键词：文化；家族制；温州模式；后温州模式
　　以往分析温州文化对温州模式的影响，人们较多认为是永嘉学派的学说决定了温州模式的精髓。自然，温州模式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关系密切的永嘉学派的学说观点，但是将温州模式的文化内涵与底蕴以及根源结为永嘉学派学说思想是一种简单化的做法。笔者认为，影响温州模式的产生与发展的温州文化是复杂的，它是产生于独特地域的一种复合文化，正是这种文化的复合性与双重性，才导致了温州模式的独特性、复杂性与先进性，同时，也造成温州模式的极大缺陷。
　　一、温州文化是海洋文化与农业文化的混合物
　　费孝通先生说温州地区的历史传统是“八仙过海”：是石刻、竹编、弹棉、箍桶、裁缝、理发、厨师等百工手艺人和挑担卖糖、卖小百货生意郎周游各地，挣钱回家，养家立业。这些飘泊异地的手艺人和商贩同居家耕地的农家女结合，是艺商与农业的结合。这是温州模式的灵魂，从而有异于苏南模式。然而，温州的商业为什么繁荣？从温州特殊的地理位置看，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和瓯江下游，自古以来，既是传统农业生产大为发展的地区，又是一个贸易发达的沿海地区。温州这种区域性的商业特征，跟大海有着深层次的联系，温州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海洋文化。
　　根据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沿海地区较之内地优先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依托良好的港口条件，凭借发达的海上运输。北宋时期，温州就已经是一个工商业繁荣、海上交通、贸易发达的城市，为全国11个造船中心之一2，北宋末年，温州造船的岁额达六百艘，与明州（今浙江宁波市）同居全国首位3。这种情况提供了温州人漂洋过海的方便，一些温州商人随贸易商船去国外经商；有的则客居那里经商。据有关史料记载，早在1000年前的北宋时期就有温州人移居海外了4。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温州人纷纷飘洋过海到日本、东南亚、欧海诸国经商谋生，到建国前就有华侨3．8万人。海上交通的发达给了温州人外出谋生的机会，也逐渐铸造了温州人四海为家，喜欢闯荡的个性，这是温州人精神中最深刻的根源。
　　但基本上，温州古城是个传统化、乡村化的城市。自宋代始，江南因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不愿受少数民族统治的北方人民大量南下，“四方之民，云集二浙，百倍常时5。”温州人口也急剧增加。至南宋中期的淳熙年间温州人口则骤增至九十多万人。垦田面积大大超过前代，亩产增加，“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6”。传统农业血缘、地缘等乡土关系所形成的惯例、习俗对温州经济与人民生活产生重大的影响。这也给温州模式家族制特色的形成设下了伏笔。
　　大海文化与乡村文化的交融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孕育了独特的温州模式。在传统计划体制下，温州人隐藏着的闯荡冲动不曾熄灭过，而在温州农村，尤其是东部平原沿江沿海地带，在制度的灰色区域内，积淀巳久的小商品意识，经商冲动，以及农村中孕含着的市场因素一下子焕发出来。正如金祥荣、朱希伟所言，温州的商业文化与传统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裂痕，一旦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刚性有所松动，便会寻找自身发展的突破口，形成对传统计划经济意识形态的“背离”，这是温州推行准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的重要动因7。温州小商品从一开始就绕开当时计划经济严格的产品范围，以市场为起点和归宿，市场和商品相互刺激，形成良性循环。因此，温州模式不是产生于城市中心，而是在温州广大农村城镇产生的。
　　二、温州文化的开放与相对封闭双重特性与温州模式
　　（一）大海文化赋予温州文化的开放性特征，正是这种开放性使得温州模式成为国内经济发展一种典范，从而具有先进性与突破性。温州文化的开放性体现在：
　　1、敢于冒险与闯荡，敢于第一个吃螃蟹。随着1876年温州被辟为商埠，对外经济交流活动日益频繁，西方商品经济意识形态磨砺了温州人特有的冒险、创新的“温州精神”。在温州20多年的变迁中，许多重大变革就是通过“犯规”行为“吃了螃蟹”，从而改变了人们的行为约束，创造了新的经济体制。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温州就出现了大量的地下民营经济，八十年代以后，温州在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变迁的过程中又始终翘楚国内，依靠企业制度创新，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成为自组织市场试验场。在这种冒险与闯荡意识的支撑下，温州人在改革开放中创造了多项第一：第一个实现金融利率改革，第一个制定私营企业条例，第一个建立股份合作企业，第一个实行土地有偿转让，第一个建立了民营金温铁路，以及中国第一的低压电器城，中国第一汽车配件生产基地，中国第一的商标城，中国第一的鞋都。另外，160万温州人在全国闯市场国内更是绝无仅有。
　　2、市场意识强，善于捕捉市场机会。即使是偏远山区的农民，也喜欢把出外做生意作为赚钱谋生的重要手段。泰顺、永嘉、文成三县地处偏远山区，改革开放以来，三地常年在外从事经商活动的农民有二十万人之多8，还有不少人飘洋过海到国外从事各类商业活动。温州人市场意识发展得较早、较强，早在个私经济被禁锢的计划经济时期，温州人就开始通过各种变相的方式从事个体经济，如弹棉花、养蜜蜂、修鞋等等走南闯北。改革开放之初，个私经济被允许在一定程度发展，具有强烈市场意识的温州人就跑到中国的角角落落，钉皮鞋、裁衣服、理发、开饭店、卖小商品等，形成了千家万户搞经济、跑市场的局面。在短缺经济时代，温州的产品被市场广泛接受，在全国市场中占据着很大份额。
　　3、模仿力强、渗透力强。温州人善于学习模仿、博采众长。一种好的产品、好的技艺，常常会在温州人群中迅速传播。巴黎时装的最新款式和色彩，不出10多天就会出现在温州企业家的服装生产线上；广州最新潮的家具款式转眼间就会成为温州家具企业的克隆对象。甚至在温州的地摊上，也能很容易发现欧美最流行的各种玩具、手提包、钥匙串的款式等等。通过温州的专业市场与温州人构建的全国流通管道，温州大量民营中小型企业以群落形态迅速衍生扩张，如水渗透，并在五金、轻纺、日用小商品等许多产业领域占据全国主要市场份额。温州民营企业在生产规模、产品品牌、产业技术含量等方面并不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但在市场营销网络方面却明显胜出。特别在运用虚拟经营上，温州企业在国内遥遥领先。
　　（二）温州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在于它的相对封闭性，这种相对封闭，与温州作为乡村化城市的历史渊源紧密相连。开放性和融汇性，是现代文化必须具备的两个显著标志。只有开放，才能引进和吸收其它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只有融汇，才能使自身的地域的文化能够在保持特色的情况下，得以不断的更新和发展。温州文化相对封闭性将会成为影响温州企业制度安排的主要决定因素。
　　1、超越家族伦理的文化缺失。马克斯·韦伯认为，只有某种超越家族伦理的文化传统才能孕育资本主义精神，血缘(家族)基础上形成的关系，与追求高效率的市场精神是不能相容的。温州企业出现的种种问题，根本原因在于超越家族伦理文化的缺失。与西方文化不同，中国的传统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制度安排，轻视正式的制度安排，这种情况在温州比之于国内其它地方尤甚。
　　2、温州文化中具有比较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与封建文化传统。温州人信鬼神有其历史的、地域的原因。据《嘉靖浙江通志》记载：“始东瓯王信鬼，故瓯俗多敬鬼乐祠。”作为乡村化城市，温州的文化中宗教迷信的色彩极浓。殡葬改革前，温州8县3区的青山中原来每年要造3万座坟墓，每年约失去90万平方米坡度在25度以下的向阳山坡地，每平方米坟墓造价以50元计算，一年造坟费用就达5000万元。在瑞安市岭头的山坡上，有座修于1986年的坟墓，占地265平方米，造价当时就达2万多元9。过去，在温州公路两旁到处可以看见白花花的坟墓成片，还有修建庙宇和寺院耗资更是巨大。在温州的农村，随处可以见到大小、建筑各异的“祠堂”，里面则供放着记载了整个家族繁衍和发展历史的“宗谱”。“祠堂”和“宗谱”无疑是封建文化和封建家族制的代表与标志。宗族的势力，在温州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在农村，而且在企业的各级组织中，也不同程度受到宗族势力的干扰和影响。
　　3、家庭经济模式强化了对于家庭人口数量，特别是男性人口数量的追求。作为温州模式重要特征之一的家庭经济，对温州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家庭经济使家庭成为了生产单位，它在创造了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刺激了家庭对于劳动力数量即人口数量的追求。这种家庭规模的生产方式与封建家族制的影响相结合，使得生养男孩不仅仅具有养老的单一意义，而且具有了养老、管理和继承等多项意义。
　　4、温州文化的相对封闭性，还表现在语言环境、人际交往等方面，也具有较强的排外倾向。这一点突出表现在外出谋生的温州人，通常很难与当地社会和文化融为一体。他们倾向于血缘与地缘关系，比较难以信任没有任何这种关系的外人。因此，拉帮结派现象普遍，并在当地营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温州文化圈”，如北京的“温州村”和法国巴黎的“温州街”就是这样的实例。温州文化的相对封闭性，使温州人虽然可以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却难以走出“温州文化圈”。
　　三、温州文化的双重品格对后温州模式的阻碍与约束
　　温州文化品格中那种敢于冒险与闯荡，不断寻求变化的特点使得温州企业敢于从企业制度上进行突破，近年来，一些温州大的民营企业在这方面作出了有益的尝试。从而使得近年来建立后温州模式的呼声渐高。所谓后温州模式是指，突破了原温州模式那种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限制，走向了企业联合、兼并、重组、优化的集团化规模发展的道路，走向资产经营，资本经营综合发展，大力开展虚拟经营，逐渐造就了一批具有现代经营理念的企业家，企业开始整合市场营销传播10。
　　费孝通曾提出“差序格局”理论，认为差序格局的社会是由无数私人关系搭成的网络构成的，这个网络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以己为中心，和别人联系成的社会关系像水的波纹一般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这种“差序格局”反映在家族企业中便是：企业主是这个企业的核心，环绕着这个核心的是与企业主有血缘关系的管理层，再向外推进，则是更低级的管理人员和具体工作人员11。在温州乡村文化传统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家族企业，在其产权制度变迁的路径演进中不能不对文化产生依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温州的家族制变革困难重重，即使那些声称已经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的企业，也难免新瓶装旧酒，披着现代公司制的外衣，实质上仍然是变相的家族控制式股份合作制企业。　　
　　从家族制来说，由于在温州树大根深，会形成与现存制度安排共生共荣的组织和集团，他们对这种制度有着强烈的需求，使它沿着既定的轨道持续下去。温州家族企业内部制度安排是典型的家族控制式，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家族成员的利益与企业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当制度变迁损害了家族成员的利益时，为维护自身的利益，他们将阻挠产权制度的变迁。这样，制度的变革就需付出非常大的交易成本。
　　另外，温州文化中信用体系不健全，这对制度地变革也会带来问题。在一个要素市场发达，法治完善，信用体系健全的社会里，创业家族向社会开放产权的相关交易成本可以通过一系列专业化的制度安排（如专业化的信用评级机构，猎头公司，经理人市场等）和讲求“诚信”的商业文化环境来部分的化解12。温州地要素市场不发达，职业经理跳槽普遍，在信用体系缺失的情况下，由于交易成本过于高昂，使得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之间的联系也不得不借助亲缘、血缘、地缘所形成的信用关系网来维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