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金主义与信仰危机

山东省龙口市教师进修学校  刘家愈

刘家愈，男，汉族，1950年5月生，1976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山东龙口人。曾任中共龙口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烟台广播电视大学龙口分校校长兼龙口市高级职业学校副校长，现任龙口市教师进修学校校长，高级讲师。

该同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开始从事教育工作，送过高中毕业班，当过教研员，所任学科连续多年在高考中取得优异成绩。八十年代中期调入市委宣传部，从事过理论教育、党员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期间，龙口市获山东省第三届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市称号，本人于1992年获山东省优秀党员教育工作者称号；1995年获烟台市优秀理论工作者、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工作者称号；2001年获烟台市中小学校长培训先进个人称号。

该同志曾参与《海洋争霸史话》一书的编写（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参与《爱国者的追求》丛书（王文泉主编）的编写，担任其中《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一书主笔（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还在《烟台日报》、《烟台社会科学》及《党建》杂志等发表过多篇调查报告和学术论文。论文《拜金主义与信仰危机》曾获“第一届中国教育适度超前发展征文”二等奖，入选《世纪潮声·中国教育发展论坛》一书；该文还获“新世纪优秀社科论文”评选二等奖，并入编优秀论文集《中国当代社科理论文献》。

内容提要：近几年来，拜金主义思潮严重泛滥，已极大地伤害了社会的文明程度，造成种种弊端，其表现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倾斜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扭曲了，社会道德水准下降了。这股思潮流行的原因，一是商品经济对人们观念的冲击，二是小生产者的自私自利性，三是舆论宣传的某些失误，四是执政党内腐败现象的负面影响。要有效抵制拜金主义的传播，提高全民文化素质是基础，抓好执政党党风建设是关键，强化意识形态工作是中心环节。

近几年来，在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拜金主义思潮日益严重地泛滥起来。这股思潮极大地腐蚀着人们的思想，冲击着人们的信仰，瓦解着民族的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既破坏着社会的经济环境，也破坏和影响着改革开放的社会政治环境。这股思潮已经造成了相当严重的信仰危机，如果继续泛滥下去，势必彻底摧垮全国人民的思想道德防线，泯灭民族的灵魂，导致真正的民族危机。坚决抵制这股思潮的泛滥，刹住这股歪风，已经成为治理整顿系统工程中越来越紧迫的一个实际社会问题。

（一）

拜金主义即“金钱至上论”。它把金钱视若神明，对金钱的力量盲目崇拜到近乎宗教的程度，马克思曾把它称作“商品拜物教”。拜金主义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中的产物，作为一种观念，曾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秩序的建立提供了强大的精神驱动力，当然也是资产阶级最主要的人生观和精神支柱。   

我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阶段，历史上商品经济发展很不充分，拜金主义是近几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才在我国逐渐流行起来，并且不断向社会各个角落渗透。它的消极影响已经超出了单纯的经济领域，可以说政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它的“病毒”的感染。只要我们正视一下已经暴露出来的种种弊端，就足以使人们振聋发聩了。     

症状之一：人们的精神支柱倾斜了。  

拜金主义最大的消极作用，莫过于对干部群众精神状态的摧残。这几年，有相当多的人，包括相当数量的党员不信马列主义了，不信共产主义了。人们的信仰是什么，精神支柱是什么，主要看人们在讲什么，在向往什么。现在，人们不再理直气壮地讲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了，最喜欢讲的，讲得最多的是“实惠”，是金钱，是物质利益，自觉不自觉地把金钱和物质利益摆到首要位置，作为向往、追求的对象。当然，人们用正当手段获得必要的物质利益是无可非议的，只要不违反法律都是允许的。但是，在社会生活中，在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普遍现象中，正当的和不正当的，必要的和不必要的，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又总是犬牙交错，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推动人们的物质欲望不断上升。不少的人公开宣扬“马列主义不能当饭吃”，信奉“金钱万能”，处世办事“金钱铺路”、“货币敲门”，旧社会那句“有钱能使鬼推磨”成了不少人的“口头禅”。为了金钱和物质利益，有的无视道德约束，有的不怕舆论谴责，有的不惜出卖人格、国格，有的公然冒犯法律。正是金钱和物质利益，引诱人们干出了多少坑蒙拐骗的蠢事，演出了多少为富不仁的悲剧，这些现象难道不是被人们几乎每天都在耳闻目睹吗？尽管多数人在追求物质利益过程中遵纪守法，但是那种处处讲“实惠”、物质利益至上的现象至少说明，人们对共产主义的热情下降了，精神支柱倾斜了，人们的信仰发生了“危机”，或者说出现了“黑洞”。

症状之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扭曲了。 

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本来应该是在一个大目标下同志式的互助合作关系，“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们应该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拜金主义则把这种关系严重扭曲了，把人们变成了互不相容的个人利益的维护者，把人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了商品关系、金钱关系。在社会生活中，为了个人私利，兄弟姐妹能够拔拳相向，亲朋好友可以反目为仇；为了个人私利，有的不惜坑害国家，有的宁肯牺牲别人。有的人甚至公开宣扬“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腐朽哲学，对“不为己”这种高尚的社会行为进行无以复加的诅咒。这几年来，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事情尽管有，但为数不多。古代文人们批评的那种“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现象，在当今社会生活中俯拾即是。现在人们普遍感到人与人之间是积怨多，理解少；怀疑多，信任少；冷漠多，温暖少。这反映出被拜金主义腐化和扭曲了的人际关系已经严重影响了整个民族心态。

症状之三：社会道德水准下降了。   

社会道德水准的高低直接反映了民族素质，是社会精神文明的“睛雨表"。勿庸讳言，这几年拜金主义思潮已经极大地伤害了社会的文明程度，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文明礼貌的水平都在下降。多年来我们虽然一直在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但总的来看效果不尽理想。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一种消极东西造成的副作用，用几倍的积极的东西也难以抵消。如果把拜金主义思潮比作一股洪水，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手段和措施不过仅相当于一段沙堤，远远没有起到有效制住这股洪水的作用。在社会生活中，不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文明礼貌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令人忧虑的是，在当今社会上好人难当，好事难做，做了好事不被理解反遭挖苦和奚落。中年以上的人们常常谈论五十年代的社会风尚，怀念六十年代前半期的“雷锋精神”。最近社会上关于“雷锋老了”、“雷锋出国了”之类的谐语，正是反映了令人痛心疾首的现实。据报纸披露，美国的西点军校悬挂雷锋的画像，尊雷锋为楷模；上海黄浦江边两名外国人奋力抢救一名中国落水者，而岸上数百中国人却袖手旁观……读着这样的报道，每个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心头滴血，都会奋臂疾呼：清除拜金主义这个祸害！

（二）

拜金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为什么会在社会主义中国大地上流行?这里面有着复杂的原因。

首先，商品经济对人们观念的冲击起了诱发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在经济政策上是限制商品生产的，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改革开放的政策实行以后，人们的商品经济观念逐步加强起来，但是正常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模式和市场经济秩序不能—下子建立起来，这就使人们的观念和现存秩序发生了矛盾和冲突。人们对商品经济不熟悉，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不掌握，在发展商品经济中最容易接受的，是商品经济通行的最基本原则――通过等价交换追求价值，对此又最容易片面理解为“赚钱”、“发财”。这些年来，商品经济是发展了，不少人也确实在发展商品经济中富起来了，这就强化了人们的“赚钱”观念。加之改革中某些政策的漏洞和工作上的失误，社会出现了分配不公的现象，一些人靠非法手段居然也发了大财，这又从反面刺激了人们的“金钱欲”，使“一切向钱看”有了浓重的思想基础，于是拜金主义思潮引发起来了。

第二，小生产的生产方式是拜金主义的历史根源。

我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主要的经济形态，劳动者都是小生产者。小生产的生产方式造成的小生产者目光短浅、自私自利、心胸狭窄、不求进取等病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留有“后遗症”。我国历史上早就有“义”、“利”之争，不少思想家和学者都主张重“义”而轻“利”。虽然在不同的时代“义”、“利”包含着不同的内容，但就对二者的关系来说，广大的小生产者则过于看重了后者。他们的“发财”观念很重，特别崇拜“赵公元帅”，为一点蝇头小利也往往要争个你死我活。在商品经济的海洋里，他们的传统心理、传统习惯也必然同新的生产方式不相适应，也就必然在物质利益上“较真”，为金钱“卖命”。而且，小生产者的自私和狭隘，又决定了他们在商品经济中往往作不出正确选择，一旦发了财，就往往进行奢侈性消费，盲目地讲排场，比阔气，追求“超级”享受。可见，拜金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小生产者的自私自利比起资产阶级的利己主义来并不具有半点意义的进步，反而显得更加贪婪、疯狂、愚昧和落后。

第三，政治舆论工作上的失误助长了拜金主义的传播。

拜金主义思潮不单是由于存在浓厚思想基础和商品经济的诱发，前几年我们的舆论宣传和思想政治工作方面的失误也是造成其泛滥的一个原因。这种失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想建设不切实际，二是拨乱反正引导不利。

众所周知，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历来强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强调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对于共产党员来说，强调共产主义理想是天经地义的，而要求全体国民都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显然要求过高，这就忽略了不同层次理想的区别，混淆了先进性的要求和广泛性的要求。直到十二届六中全会，才用最高理想和现阶段共同理想将理想建设的不同层次区别开来。事实上，高而不可攀、望而不可及的东西最容易走向反面。尽管历来强调共产主义，但真正具备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人却非常稀少，就是在共产党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为数不多。这不仅受现存经济基础所制约，还受国民文化素质所制约。另一方面，粉碎“四人帮”以后，进行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批判“四人帮”否定物质利益原则时舆论引导不利，过分强调个人物质利益，而远大理想、奉献精神、艰苦奋斗等等几乎不讲了，这就容易使人们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把注意力过分集中在物质利益上，助长了拜金主义思潮的蔓延。   

第四，执政党内的腐败现象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党风和社会风气总是紧密联系、互相影响的，由于党是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党风比起社会风气来更加关键。必须承认，近几年在发展商品经济中，党的自身建设不够好，党内的腐败现象发展得相当严重。有些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特别是有些党员领导干部，所表现出来的拜金主义的疯狂和贪婪程度并不亚于甚至超过了社会上的拜金主义者。他们掌握着一定的权力，具有普通人不具备的“优势”，有着捞取金钱和物质利益的“便利”，于是利欲熏心，将他们手中的权力，哪怕一丁点儿权力，也要变成金钱的“魔袋”，疯狂地侵吞国家财富，贪婪掠夺他人利益，其“暴发”程度远远超过了建国初期天津的刘青山和张子善。现在，党内党外，权力和金钱的交易现象时有发生，甚至愈演愈烈。 

（三）

一个民族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精神支柱的坍塌。纵观人类历史上各民族的兴衰，国土家园的暂时沦丧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的精神和道德的沦丧，一个民族如果听之任之腐败东西侵害其肌体而自甘毁灭，这个民族就不可救药了。

知耻而近乎勇。我们中华民族有着许多光荣传统和优秀品格，我们民族中历来不乏有胆有识之士，民族精英辈出不穷，她决不会自甘堕落，听任腐败的东西在自己肌体上寄生。在当代中国，我们毕竟有着相当多的政治优势，只要我们勇于正视现实，不讳疾忌医，并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医治党内和社会上的弊病，我们的政治优势就会显示出巨大作用，拜金主义思潮就能有效制止，整个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就会向良好的方向转化。

第一，提高民族文化素质是克服拜金主义的根本。

一个民族文化素质的高低制约着民族的精神状态，也制约着这个民族的生存情况。列宁曾尖锐指出：“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是建不成社会主义的。”提高民族文化素质关键在教育。我们国家虽然人口众多，但是教育落后。目前世界上有10亿文盲，中国就占2.2亿，而且新文盲还在不断增加。我们的国民教育程度不仅远比不上其他发达国家，甚至比不上其他发展中国家。这就决定了我们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要树立一点正确信仰，克服一点不良倾向都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建国以来，我们在抓教育方面是有成绩的。但从总的来说对教育的重视是不够的。我国在世界上属于低收入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后列，整个经济实力不强，捉襟见肘，不可能大量增加教育投资。在这种情况下，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从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杜绝一切社会浪费用于教育，举国上下勒紧裤带支持教育，尽可能使教育的发展获得最大限度的能量；二是抓紧经济建设，努力增产增收，提高国民经济实力，为教育提供物质基础。国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克服拜金主义，树立崇高信仰就具备了优越条件。

第二，搞好党风建设是有效克服拜金主义的关键。

我们党处在执政地位，处在全国的中心，党的状况决定着社会状况，党员的信仰影响着国民的信仰，党内一丁点儿不良现象也会引起社会上较大的波动，好比一块“引子”能够发酵一盆面团。我国的民主革命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全党的模范带头作用。五十年代我国的社会风尚之所以令人羡慕和向往，就在于那时党内正气多，腐败少。社会风气在于党的风气，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在于党的状况，党的状况在于每个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党员的模范作用在于党员领导干部的表率，党员领导干部的表率在于执政清廉，这就是问题的全部。一个能够领导世界人数最多的民族完成民主革命、为人民打下江山的大党，应该能够把自身的建设搞好。我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性最强、最彻底的党，我党有许多行之有效的武器和法宝。过去，我党敢于进行自我批评，并且由于自我批评而使自己更强大、威信更高。那末，当今在治理党风中，也完全能够进行自我解剖，并且以有效的整治获得更高的威信。只有下大决心，不怕亮丑，敢于碰硬，敢于在最严重的地方动“大手术”，才能消除腐败，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刹住拜金主义思潮。否则，党将不孚众望，失去群众基础。

第三，切实抓好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是刹住拜金主义思潮的中心环节。

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一个方面虽然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它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影响和作用于经济基础的。从我国目前状况来说，拜金主义思潮固然与经济基础的落后有关，但也与意识形态工作的薄弱相连。如果放弃抓意识形态方面工作，让意识形态自发地去适应经济基础，那么意识形态的消极东西就会越来越严重，势必对经济基础造成破坏。实践证明，放松对意识形态的改造，我们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

抓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就是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前要突出抓好理想建设和道德建设，制止拜金思潮泛滥，提高社会道德水平。首先要加大舆论攻势，加强宣传和思想教育，从正面进行引导。共产主义理想和道德宣传教育不仅要在党内进行，在社会上也要大力提倡，以启动全体社会成员的觉悟。为了使理想道德建设具有先进性和广泛性的不同要求，在加强共产主义理想教育的同时，要按十二届六中全会的《决议》要求，以爱国主义为主要内容加强对全体人民的教育，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为主要内容加强不同行业的职业道德教育，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正确对待物质利益，自觉发扬奉献精神。要突出宣传为国家作出贡献的人，让那些有志于中华振兴、国家富强的人成为新时期的“民族英雄”。其次，要加强社会风气的综合治理，运用教育的、行政的、经济的、法律的手段提倡和维护社会公德，把那些置社会道德于不顾，拼命捞取不义之财的拜金主义者“爆光”于社会之上，置于社会舆论谴责之下，造成一个“为国为民奉献光荣，一味追求金钱可耻”的氛围，使拜金主义不受青睐，从而改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人人讲道德、处处见文明的社会风气。只要全党上下、全国上下一致努力，我们的社会环境一定会向好的方面转化，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一定会充满更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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